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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中托出。任你叫它為絕對、為上帝、為自然、為道，那無限性的體相，剎那間要掠過了你的靈魂。是極偉大極莊嚴的剎那。
可能是感到《戰國策》中的言論被世人誤解至深，林同濟在1942年以後逐漸從對民族主義的狂熱轉向自然宗教的省思，而且對中國傳統的道家越來越感興趣。本來老莊思想中就有“天道”的形而上成分，也有與尼采“超人”思想默契的道家式個人主義，林同濟力圖將這些思想打通，以道家為中心，為中國人建立一個人格的基礎。經過多年的思考，1947年，他用英文在美國著名的《思想史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心靈：道家的潛在層》的文章。針對國外一般學者認為中國人都是儒教徒的普遍看法，林同濟說：實際上，每一箇中國人也同時信奉道家學說，中國人的性格中具有雙重性。我們從社會層面尊重儒家，而在個人層面信奉道家。顯然，林同濟在儒、道之間，更中意的是後者，因為在他看來，道家代表了一種“我行我素”的自由精神，表現出的是一種唯美的性情，“它不斷地尋求表現，但絕不願意固化為制度形式”。接下來，林同濟把道家與西方的個人主義者和佛教徒作了比較，在他看來，道家與尼采的精神是相通的，“道家思想可以被定義為經過尼采口中的‘偉大的不信任’之火洗禮的浪漫個人主義”，他所表現出來的正是一種“狄俄尼索斯式的叛逆”。
儒家與道家，構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雙重心靈。林同濟是儒家，還是道家？從他對儒家的唯德世界觀的激烈抨擊來看，似乎他不應該是一個儒家。然而，中國知識分子的特點在於，他的觀念意識與其行為模式之間常常是矛盾的。就像魯迅一樣，在他激烈批評儒家的姿態背後，又有著明顯的儒家的精神痕跡：深刻的憂患意識、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等。在這個意義上說，林同濟也是一個儒家徒。民族主義的張揚需要儒家的入世精神，問題在於，他與真正的儒家區別在於：儒家的安身立命所在是透過內聖而外王，最後所希冀的是人心與宇宙相通的道德境界。但林同濟從骨子來說，追求的卻是天馬行空式的自由精神，他的終極理想之境是那種自由的心靈與寧靜的自然合二為一的道家式審美境界。然而，在一個國破家亡的亂世之中，他果真能夠安下心來做一個超脫的道家？又如何調和奮鬥的儒家與逃逸的道家之間的緊張？
為了解決這一衝突，將民族主義所必須的儒家入世傳統、尼采的生命強力意志和道家的精神自由整合在同一個人格之中，林同濟將道家分為三種型別。第一種型別是道家的原初形態——“叛逆加隱士”。中國人的潛意識中都有道家的反叛和退隱意識，不管他是否真的叛逆還是退隱。“道家信徒之所以隱，是因為他藐視一切；但這種藐視不帶痛苦成分，他是興高采烈的退隱的”。隱士所追求的是中國山水畫的境界，那種“人與自然合二為一的境地，這種藝術給人的最大滿足在於它的泛神式的寧靜”，中國的道家徒正是透過山水畫而使自由王國永存。顯然，沉湎於自然超越境界的林同濟最希冀的，是當這樣一個自由自在的叛逆式隱士。但他知道，在一個硝煙瀰漫的戰國年代，那是過分的奢望，也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到的。說一般中國人是道家徒，實際上他們通常是以第二種型別表現出來的，那就是“流氓”。在道家看來，一個人內心體驗可以與他的外部行為區別開來，因此廣大的“流氓”雖然內心有自己的價值觀，但依然高高興興地從眾，隨波逐流。或者倒過來說，“儘管每一箇中國人都繼承了儒家的無數繁文縟節，他的心靈仍像空中的飛鳥一樣自由”。但這樣的“流氓”是為林同濟所不屑的。於是，林同濟提出了道家人格的第三種型別——“迴歸主義者”：這樣的道家徒在斷然出世後又決定重返社會。他曾經批判自我和所有形式，帶著火燃盡後的餘灰退隱山間；現在又像虔誠的鬥士一樣高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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