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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故，也被剖棺戮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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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比誰活得更久（5）
只有方苞，是此案的唯一倖存者，奇蹟似的活了下來。
他與戴名世，一為同鄉，二為密友，三曾為其《南山集》作序。案發後，他被株連入獄，拷掠刑訊，不堪折磨，初定斬監候，後經營救，免死出獄。也許他脖子上永遠橫著這把劊子手沒有砍掉頭的刀，啟用著他的生命慾望，不但活到康熙駕崩，活到雍正駕崩，一直活到乾隆年間，七十五歲告老還鄉，八十一歲壽終正寢。
所以，任何一場較量的雙方，誰先死，誰後死，頗為關鍵。弱者死在強者的前面，強者說了算，便死無出頭之日。但是，強者死了弱者未死，在缺席審判中，作為絕對弱者的文人，說不定倒有可能終於得到大出一口氣的勝利。
統治者深深懂得這一點，當文人為其砧上肉的時候，別指望他那拿著刀子的手會軟。從宏觀角度看，中國文人也有其了不起處，帝王迫害愈甚，文人生命愈強；文字獄搞得愈頻密，文人的創作成就，學術成果也愈高。有清一代，凡康雍乾的高壽文人，無一不是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化史上的巨擘大匠。而自嘉鹹同，直到清末，文字獄案件相對減少，文人的日子相對要稍為好過一些，但是，高壽者反不若那時之多，稱得上文章大家者，也不若那時之眾。
這實在是一個頗為費解的悖論。
不知有識者，能否撥冗有所指教？至盼至盼！
陳子龍之死（1）
錢穆在《國史大綱》裡，論述明末遺民之志節：“清人入關，遭遇到明代士大夫激昂的反抗，尤其是在江南一帶。他們反抗異族的力量是微薄的，然而他們反抗異族的意識，則極普遍而深刻。中國人的民族觀念，其內裡常包有極深厚的文化意義。”
翻開幾千年的中國歷史，危殆相繼，災難重重，不知有多少次覆滅，更不知有多少次淪亡，但每一次，都如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神州賴以不墮，華夏得以常存。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這個民族的薪火相傳的“文化意義”。
而維繫這個“文化意義”的中國文人，則是支撐著中國人的精神中堅。
一艘密閉得不透一絲光亮的夜航船，從蘇州滸墅關的塘河碼頭悄莫聲地起錨了。岸上的販夫走卒，引車賣漿之流，被兵勇們摒退得遠遠地，連駐足多看一眼，都屬禁止之列。
這是公元1647年，大清王朝順治四年春季的事情。
如果不是三年前中國大地發生了明清兩朝的“鼎革”變化，這條俗稱塘河的古運河，即使在夜色朦朧中，也應該是桅檣林立，舷歌相聞，燈火逶迤，熙來攘往的黃金通道。這條與長江平行的內河，東至滬淞，南下杭州，西達金陵，北上京都，應該是一條相當熱鬧，相當繁忙的交通乾渠。
但是，改朝換代，江山易色，一路南下的清兵，如秋風之掃落葉，想不到長江以南的官兵百姓，歸順者固有，反抗者更多，因此推進受阻，佔領不易。尤其“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的“薙髮令“，遭到強烈的抵制，寧可頭顱斷，也不易衣冠。於是，異族統治者的鎮壓，也達到了殘暴瘋狂的地步。嘉定三屠，揚州十日，江陰滅城，都是史冊上用鮮血留下來的記憶。
由於這個原因，本來富庶的江南，在清廷統治下三年有餘，沿河的蘇、錫、常、潤諸州，這些頂尖級的城市，元氣迄未恢復，市廛蕭條，商旅萎縮，房舍敗燹，滿目瘡痍。因此，除了星點的漁火，寂寞的塘河裡，只有這艘形跡可疑的三桅大船，在水面上滑行著，將那倒映在河水中的月牙兒，弄了個七扭八歪。
說實在的，除了打算劫船的義軍外，並無太多的人予以關注。
由於防範意外，這條武裝的官船，艙裡艙外，籠罩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