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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三事（3）
不消說，舉報者帽子上的頂戴花翎，被鮮血染得通紅通紅，自然榮華富貴。正因為告密有理，陷害有功，咬人有賞，賣友者榮的政治局面，康、雍、乾三朝百多年間，文字獄罪案不下百起，主犯及株連者的血，也可以成河了。
乾隆最厲害了，僅1778年一年間，就有十起之多。有一個已故的東臺舉人徐述夔，因為“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的詩句，以其影射譏刺，乾隆命將徐述夔及其子戮屍，其孫論斬，失察的江蘇布政使，列名校對的學人等俱斬監候。並且連曾為之作傳的禮部尚書沈德潛，也是編過《古詩源》、《唐詩別裁》，很受乾隆寵遇的一代文宗，死了也不放過，命將其御賜碑推翻，磨毀碑文，把他的牌匾撤出鄉賢祠。
文字獄至此，可謂登峰造極，那些蘸人血饅頭吃的舉報者，不僅咬活著的人，連死去的人也從墳墓裡拖出來咬。當然咬死人是為了咬活人，挾嫌告訐之風大熾，誣陷讒害之行不絕。誰要是偶一不慎，疏忽了避皇帝的名諱，一經檢舉，馬上便有坐牢殺頭的危險。因此讀書人坐在家中，真是可憐哪！不知什麼時候飛來橫禍，倘非滿門抄斬，便是充軍發配，罰往黑龍江為披甲人作奴。知識分子生活在如此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恐懼之中，自然是“萬馬俱喑”的局面。
至此，“輿論一律”，滿清統治者箝制言論，禁錮思想的目的達到，自1782年起，乾隆就不禁書了。可那些想借禁書發跡者，並不曉得皇帝老子胃口變了，還一個勁地舉報以邀功請賞。
這一年的二月，署湖南巡撫李世傑查獲高治清所撰《滄浪鄉志》進呈，奏請嚴辦，碰了個大釘子。乾隆帝閱後，對簽出的“悖逆不法字句”，一一加以駁斥，並指出“各省查辦禁書，若俱此吹毛求疵，謬加指摘，將使人何所措手足耶？”訓斥李世傑“任聽庸幕屬員謬加簽摘，以致拘泥失當，滋擾閭里。若辦理地方事務皆似此草率，漫不經心，何以勝封疆重任耶？”本想討皇上的好，誰知討了個沒趣，馬屁拍到馬腳上，也是活該了。
五月，又來一個不識相的，安徽巡撫譚尚忠以已故貢生方芬所著《濤浣亭詩》語多狂悖，奏請將方芬刨墳戮屍，其元孫方國泰擬斬立決。乾隆斥他“辦理殊屬失當”，甚至說：“吹求字句，辦理太過，屢經降旨通諭各督撫，毋得拘文牽義，有意苛求，豈譚尚忠竟未知之耶？”這番話和賞他一頓嘴巴子，也差不多的了。
禁書是皇帝，不禁書的也還是皇帝，統治者的變化，自然從他的政策考慮出發。那些吃人不吐骨頭的，想藉著大興文字獄而飛黃騰達者，其實很像家養的狼狗；主人讓你咬人，你可以放肆地咬，主人不讓你咬，你還咬個沒完，屁股上挨一腳，被踢得嘰哩哇啦，那也是自找了。
不過，這些舉報者也不會損失太多，這兩位巡撫大人，頂多等於被皇上掌嘴罷了，誰也不曾像犯了文字獄罪者掉了腦袋，送了性命。所以，從那以後，聰明人就明白“寧左勿右”是萬全不敗之策，吃一記耳光算什麼，打是疼，罵是愛，到了又要禁書的時候，他們不就又能得其所哉了嗎？
三，僕碑
“僕碑”，就是推倒墓碑的意思，語出《清史稿》。
推倒誰的墓碑呢？就是編過《唐詩別裁》、《古詩源》的沈德潛老先生的碑。為什麼要“僕其墓碑”呢？因為他為一部反清的詩集寫序。案發之時，沈德潛已作古，但罪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