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儻的人物，現在，作家能稱得上美男子者，幾乎沒有，而歪瓜裂棗，獐頭鼠目者，倒不乏人，真是令後來人愧對先輩。史稱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雲：‘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按近代出土的魏晉時的骨尺，1尺約合23…24厘米計算，嵇康該是一米八幾的高個子。史稱他“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雕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長樂亭主能不為之傾心麼？何況那是一個持性解放觀念的社會，她的曾祖父曹操，在平袁紹的官渡大戰中，還不忘找個三陪女呢！
另外，魏晉時期的嵇康，頗具現代人的健康觀念，好運動，喜鍛練，常健身，他擅長的專案，曰“鍛”，也就是打鐵。“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環之，每夏月居其中以鍛。”這個經常掄鐵錘的詩人，肯定肌肉發達，體魄健全，比之當今那些貼胸毛、娘娘腔，未老先衰，迎風掉淚的各式作家，要男人氣得多。“彈琴詠詩，自足於懷，”“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像這樣一位真有學問的文人，不是時下那些糠心大蘿蔔式作家，動不動弄出來學問淺薄的笑話來，令人喪氣。加之保持身體健美，一位運動健將式的未婚夫，打著燈籠難尋，自然是一抓住就不會撒手的了。長樂亭主以千金之軀，下嫁這位健美先生，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嵇康討這個老婆，倒有可能與他跟掌權者的對立情緒有關，是一次很政治化的選擇，也說不定的。試想，他的朋友阮籍為擺脫司馬氏與之結親的要求，乾脆大醉兩月不醒，讓對方找不到機會開口。而他卻與司馬氏的政敵通婚，顯然是有意的挑戰。他難道會不記取曹魏家另一位女婿，同是美男子的何晏，娶了曹操的女兒金鄉公主，最後不也是被司馬懿殺掉的教訓嘛！嵇康就是嵇康，他卻偏要這樣行事，這正是他的性格悲劇了。
雖然，他寫過文章，他很明白，他應該超脫。“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乎矜尚，體諒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自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實際上，他說得到，卻辦不到，至少並未完全實行這個正確主張。
他也找到了理論與實踐脫節的病根所在，因為他有兩點連自己都認為是“甚不可”的“毛病”，一是：“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閒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二是：“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這是他給山巨源的絕交信中說的，說明他對自己的性格瞭如指掌，
但由於他對世俗社會，官僚體制，庸俗作風，無聊風氣的不習慣，對司馬氏統治的不認同，對他們所搞的這一套控制手段的不開心，他就更為頑固地堅持己見，知道是毛病，也不想改掉了。如果說前面的“甚不可”，是他致禍的原因，後面的“甚不可”，就是他惹禍的根苗了。
阮籍，就比嵇康聰明一些，雖然他對於司馬昭，跟嵇康一樣，不感興趣，但他懂得如何保全自己的首級，不往大將軍的刀口上碰。一是捏住酒葫蘆，不撒手，二是寫文章時，竭力隱而不顯，猶如當代新潮評論家那些佶屈聱牙的高論，說了半天，連他自己也不知夢囈了些什麼一樣，儘量不讓司馬昭抓住他的把柄。三是偶爾地隨和一下，不必那麼寸步不讓，針鋒相對。
《世說新語》載：“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教喻。司空鄭衝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而且，不得已時，阮步兵也會給大將軍寫一篇祝壽文，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