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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關於過渡到由國家進行必要調節、以社會為指向的市場經濟，把居民承受的困難降到最低的建議，遭到了自由派經濟學家、政治活動家和其他社會活動家的堅決反對。他們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徹底摧毀當時存在的經濟制度。他們同當時相當一部分幹部一道，十分順利地達到了目的。在這群虛偽的傢伙身上，有一個細節很說明問題：當時他們沒有一個人提到過，&ldo;自由主義的改革&rdo;將把最嚴重的考驗壓到百姓的頭上。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當他們看到這種改革已不可逆轉時，他們這才公開地大聲宣揚，說他們再清楚不過，要是照他們的指令碼演下去，會對大多數人民和國家帶來什麼後果。
隨著時間的推移，激進經濟改革派行動的荒謬性和破壞性已經暴露無遺。在他們‐‐用自由派一個頭頭的話來說‐‐&ldo;照著俄羅斯老媽的屁股踹了一腳&rdo;之後，人民覺醒了。到了今天，所謂的&ldo;500天計劃&rdo;就很難贏得掌聲和歡呼了。
但這個計劃的制訂者亞夫林斯基、布林布利斯、費奧多羅夫、扎多爾諾夫等人還是會記得的。他們記得，但他們在想辦法讓人民忘記。亞夫林斯基在蘇聯解體後甚至成立了一個黨，叫&ldo;亞布盧&rdo;黨。他連續十年宣揚自己的思想，可是卻從來沒有敢提自己的這個產兒‐‐500天。人們終於咬開了這個蘋果，原來裡頭長了蛆！現在，蓋達爾這個經濟激進主義的跟屁蟲及其同夥居然還有臉在他的研究所裡教導我們如何生活。
這些人幹了壞事之後就躲到了一邊，聽憑國家和人民在艱難困苦中掙扎。
國內政策：&ldo;把蘇共鬧個天翻地覆&rdo;
1987年末，戈巴契夫和他最親密的戰友們形成了一個堅定的信念：如果脫離政治改革，在經濟領域就不可能出現進步的變革。他們的形象說法就是首先一定要&ldo;把蘇共鬧個天翻地覆&rdo;。
客觀地說，黨內早就出現了變革的必要性。黨的確起過偉大的歷史作用。在緊張到極點的上世紀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迫在眉睫的時刻，在偉大衛國戰爭歲月，在戰後年代以及冷戰時期，正是蘇共在掌握著全國的命運。如果換了另外一種社會制度，那些年未必就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可是時代變了，那麼當然黨的活動也應該出現重大的甚至方向性的變化。在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中，負責的主要是政府，所以我認為黨應該從直接管理經濟的工作中擺脫出來，把這些職能交給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依我的看法，意識形態工作和制訂發展戰略的工作留給蘇共來做比較合理。同時還應該讓它從停滯了幾十年的理論教條和黨務工作實踐中解放出來。
而且，早先的戈巴契夫也是持這種意見的。例如，在蘇共中央1988年的2月全會上他就說過：&ldo;現在我們已經走到必須改造我們的政治體制的地步了。這當然不是說要取代現行制度，而是要向其中引入質量上全新的結構和成分，要向它提供新的內容和動力……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問題涉及黨和國家機構功能的劃分。在這個問題上還是應該以列寧主義為基礎。黨的指導和領導作用是社會主義社會發揮作用和發展的必不可少的條件。&rdo;
但是，看看他後來離職後的所作所為，看看他那些公開否定黨的言論，不由得要對他的真誠，對他的信念，還有他是否正派的問題，畫一個大大的問號。
1991年8月23日，當蒙羞的蘇聯總統在72小時軟禁後由福羅斯送回來，跑到俄羅斯最高蘇維埃的&ldo;恥辱講壇&rdo;發表演說時，他還能說一些他信奉社會主義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