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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友情的交往。為什麼我說是佳話呢？因為我想到《三國演義》裡羊祜和陸抗的故事，傳為千古以來的美談，徐、羅之交，也有這樣的意味。我是從兩個故事都有「送藥」之舉而聯想到的。讀者請毋說我是美化的附會，誠然，二十世紀的香港和三世紀的襄陽，無論在任何方面都不相同，羊、陸和徐、羅的處境和形勢亦全然相異，似乎不能相比，但是，兩者畢竟也有相同之處。
羊祜和陸抗是處於敵對的陣營，而互相信任和尊重，而有所交往，對方送來的酒和藥亦照服無疑，但又不失自己的原則與立場，真正是「其爭也君子」。那段時期，羅孚是屬於中共的陣營，徐復觀是屬於反共的陣營，在思想上可說是針鋒相對，然而能互相聆聽彼此相反的意見，坦誠相往來，試問與羊、陸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交往，難道沒有可以相媲美的地方嗎？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我前面所說，這只能在香港發生。在那個年代，這種交往，如果在臺灣，就會被送去火燒島，如果在大陸，就會在政治運動時期，成為一種「罪狀」而被批鬥。事實上，在純紅純藍的兩個世界，是不容對方有立足之地的。但在香港，卻可以容許各種政治顏色的存在，並且互相對照和接觸，認為是自然不過的事情，這就是香港可貴的獨特之處。
復觀先生在香港創辦《民主評論》半月刊，同樣足以親顯香港這個殖民地的特性。那是早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創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有成立，我沒有查證當時香港有沒有這一類以學術文化政治思想為主旨的綜合性高水準雜誌，但我相信這可能是最早出現的一本。已結成在《徐復觀先生傳略》中概括《民主評論》所走的路線，這樣說「從政治理想與文化理想的層面反對馬列主義，出版初較重政治評論，到五五年前後則漸漸轉向專談文化問題」。他又總結徐先生在《民主評論》所發表的文章的路向，「除了評論時事外，著眼處大要有二：一是提出民主制度作為政治常道的重要性；二是闡釋民主精神與傳統儒家思想中的民本精神可以相通的地方」。這個總括是確當的，也標示了《民主評論》在當時文化荒蕪的香港，具有開創性的重要地位。有名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聯名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就是在《民主評論》發表的。
牟宗三先生說：「民四十至民五十，十餘年間是《民主評論》之時代，吾與唐君毅先生許多關於中國文化之文字皆在《民主評論》發表。去障去蔽，抗禦謗議，皆徐先生之力。那時新亞書院初成，極度艱難，亦多賴《民主評論》資助，此亦徐先生之力。所謂新亞精神實以《民主評論》之文化意識為背景。人不知此背景，新亞精神亦漫盪而無歸矣。」
徐、羅交往固然只可以在香港發生，《民主評論》之在香港出版，亦有其時空的特殊意義，為什麼要選擇香港，因為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比香港更適合。在是時中國人社會中，香港比之大陸和臺灣，在文化、學術、思想、政治等問題的探索上，擁有更大的自由。同時，在香港發表什麼言論，刊出什麼文章，在大陸和臺灣的上層人物及黨政機關，都可以立即讀到，或者，會由他們的駐港人員，即時向上反映，在港的左右中各派人士，亦會有立時反應，不過更重要的，是香港自四九年以後，即成為海外華人的文化輸送中心，在香港辦刊物，可以通達到世界的華文讀者手上。
《民主評論》的創辦，得到蔣介石的支援，據徐先生在《民主評論結束的話》中說：「九萬港幣的預算，由鄭彥棻和陶希聖兩位先生，當著奉化蔣公面前，各承擔一半。接著陶先生的一半，沒有拿到，奉化蔣公再撥款補足上數。」但徐自己從創刊到停刊十七年間，沒有私下領過一文錢，還多少賠貼了一點。這些錢都用在出版雜誌及幫助文化界朋友身上去了。不過，國民黨有人說話：「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