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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過《書譜》工作的朋友，常說：「如果沒有李秉仁，就不會有這本《書譜》。」這話的意思，固然是說他實際上做了許多開創的工作，但更深一層的感受是：如果沒有他那樣的一想定了就做，做起來再說的衝勁，如果沒有他那一副「李秉仁性格」，那麼這一份書法雜誌，也許只存在於一次兩次的閒談中而已。
因此，每想起李秉仁兄，我又想：事情要做的，為什麼不現在就做？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羅忼烈
錢穆先生
——憶舊遊之一
承勛宗兄忽然打來長途電話，繼之以傳真，說正在替牛津大學出版社編一部《香港的人和事》。他知道有幾位曾經「流寓」香港的老前輩如錢穆、廖恩燾、劉海粟、蔣彝諸先生，都和我有點交情，要我寫一些有關他們的軼聞瑣事，作為「談助」。遺憾的是，我目前客居海外，關於他們的資料如書札字畫照片都不在手邊，無所憑藉，事隔多年，記憶不免漸漸模糊了。甚至從前發表過關於他們的篇章，現在也記不起來。這裡說的只是一點一滴不成片段的瑣事。
錢穆先生別字賓四（一八九五—一九九○），江蘇無錫人。是一位名滿天下的史學家，著作等身，門人和私淑弟子遍中外，在香港住過二十年，創立新亞書院，後來成為香港中文大學一個重要的組合，對於發揚中國文化和發展高等教育貢獻極大，是眾所周知的事。
我認識錢先生是在一九四七年，同時還有唐君毅先生，也是香港人熟識的哲學家。那時候內戰烽煙已經瀰漫北國和江南，他們避地廣州，到中山大學任教，所以我們有機會相識。當年的國立大學是用「金圓券」發薪的，一天貶值幾次，當教授雖然不會死，吃苦卻是準定的。過不了多久，王淑陶先生（已故）開辦華僑大學於廣州河南鳳凰岡，薪金是以港幣計算的，待遇很好，我們又一起「去故而就新」了。校舍是一所紅牆綠瓦古式建築的渠渠大廈，遠離市區，起居飲食不很方便，雖有宿舍，常住是夠悶的。在這以前，我在市區租有一層小洋房，一人獨居，錢先生從鳳凰岡出來，有時也住在這裡。一起喝龍井茶，下象棋，往往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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