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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我們看夕陽，看秋河，看花，聽雨，聞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雖然是無用的裝點，而且是愈精煉愈好。”《喝茶》453中說：“喝茶當於瓦屋紙窗之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閒，可抵十年的塵夢。喝茶之後，再去繼續修各人的勝業，無論為名為利，都無不可，但偶然的片刻優遊乃正亦斷不可少。”所體現的都是他因藹理斯的啟發而建立的新人生觀。——雖然他在這方面所受影響，並不止於藹氏一家。舉個例子，從前他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和《現代日本小說集》中介紹過夏目漱石的“低徊趣味”，又稱“有餘裕的文學”：“何必那樣急迫，我們也可以緩緩的，從從容容的賞玩人生。”454就與現在所說頗有相通之處。
周作人傳 第五章 一九二三（4）
這個新人生觀，周作人概括為“生活之藝術”。他說：“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動物那樣的，自然地簡易地生活，是其一法；把生活當作一種藝術，微妙地美地生活，又是一法：二者之外別無道路，有之則是禽獸之下的亂調的生活了。生活之藝術只在禁慾與縱慾的調和。……他（按指藹理斯）又說過，‘生活之藝術，其方法只在於微妙地混和取與舍二者而已。’”455前引文將“無用的遊戲與享樂”與“日用必需的東西”，“偶然的片刻優遊”與“勝業”並舉，不使偏廢一端，正是“微妙地混和取與舍二者”；藹理斯所說“最好是閒靜地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亂的奔向前去，也不要對於落日忘記感謝那曾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本已蘊涵此意。而當週作人指出：“生活之藝術這個名詞，用中國固有的字來說便是所謂禮。……中國現在所切要的是一種新的自由與新的節制，去建造中國的新文明，也就是復興千年前的舊文明，也就是與西方文化的基礎之希臘文明相合一了。”則儼然是以文明傳承者的姿態出現。——他之所謂“我想訂正我的思想”，也就歸結於此。
周作人上述《北京的茶食》、《喝茶》，以及同期所作《故鄉的野菜》、《濟南道中》、《濟南道中之二》、《濟南道中之三》、《蒼蠅》、《苦雨》、《沉默》、《死之默想》等文，意義當然不僅限於宣傳一己的觀念。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日，他在《晨報副刊》上開闢題為“雨天的書”的專欄。序中有云：“今年冬天特別的多雨，因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傾盆的下，只是蜘蛛絲似的一縷縷的灑下來。雨雖然細得望去都看不見，天色卻非常陰沉，使人十分氣悶。在這樣的時候，常引起一種空想，覺得如在江村小屋裡，靠玻璃窗，烘著白炭火缽，喝清茶，同友人談閒話，那是頗愉快的事。不過這些空想當然沒有實現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覺得陰沉，想要做點正經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氣的燒酒，一點味道都沒有，只好隨便寫一兩行，並無別的意思，聊以對付這雨天的氣悶光陰罷了。”這裡“空想”乃至“隨便寫一兩行”，亦當歸在“無用的遊戲與享樂”、“片刻優遊”之列；或者反過來說，“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偶然的片刻優遊”應該理解為“聊以對付這雨天的氣悶光陰”的手段，而所謂“雨天”顯然象徵著北洋軍閥統治下的社會現實。“雨天的書”這專欄“在半年裡只寫了六篇，隨即中止了”456，周作人卻藉此建立了真正屬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