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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學問家，饒公是我見過的學者中最純粹的學者。上文指出，他避居香港而遠離政治漩渦，卻也不因香港的高度商業化而隨波逐流。他雖然也認識不少政治人物，卻從沒有捲入政治糾葛，也不曾將自己的學者生涯去與政治、權力刻意掛鉤。他是一個為學問而學問，為學問而活著的人。他的稟性天賦是百分之一百的傳統文人，既有過眼不忘的功力，又養成手不釋卷的習性。我有時很詫異，他怎麼會知道那麼多事情，誰寫了什麼文章，文壇上有什麼新書，但只要一講到某個學術或考古新發現，他就馬上神情怡然，似乎這才是一個永不言倦的話題。他們這一代人文史哲不分家，各種學問皆可打通。他曾有《念奴嬌》詞雲：「萬峰如睡，看人世汙染，竟成何物？幸有靈犀相照徹，靜對圖書滿壁。石不能言，花非解語，惆悵東欄雪。江山呈秀，待論書海英傑。細說畫裡陽秋，心源了悟，與自清秋發。想像荒煙榛莽處，妙筆飛鴻明滅，騎省縱橫，文通破墨，冥契通窮髮。好山好水，胸中解脫寒月。」（見胡曉明：《饒宗頤學記》）正是夫子自道。
做學問追求的是「大圓智鏡」的境界，心無旁鶩，視治學為樂趣，因而才能如此賅博淹貫。饒公能畫事，山水、人物、花鳥、寫意均出神入化，自闢蹊徑，而法書更是精妙絕倫，名垂海內。四年前，中國美協、書協、中央美院、中國藝術研究院等聯合為他主辦的「饒宗頤書畫展」轟動一時，為京華藝壇一大盛事。香港大學等院校的校牌乃出自饒公之手筆。饒公又能操弦，曾從領南古琴名宿容心言先生習琴，且收藏有數張古琴，其中據說有北宋郭佑之所藏的「萬壑松」琴。因而對古琴藝術發展史亦有深入之見地，且有宏論。環顧華人學界，能集詩、畫、書、音樂之藝於一身的學問大家，唯饒公一人而已矣。
值得一提的是饒公對青年後學的提攜不遺餘力。這些年來，他經常在各地考察、講學，讀到年輕學者的文章，或瞭解某一領域新人的學術成果，他慧眼獨具，不僅肯定支援他們的新發現，也會指出其不足和錯漏之處，但不管什麼形式，他總是以平等相待，商榷啟發的態度而誨人不倦。他從不像學界的某些人物，只要年輕人一有新論，就要掛上自己的名字揩油。相反，饒公不但為後學們發表成果而奔忙，而且總要撰序或撰文加以評介和推薦。北大有一年輕學者榮新江教授與饒公的學術之緣就是一個極好的例證。饒公不以學術權威的架子壓人，所以在學術界受到人們真誠的愛戴和尊重。
更難能可貴的是他以寬容之心來擴大學術隊伍。他四方奔走，在香港建立起海外第一個「敦煌研究中心」，希冀能以有限的財力邀請大陸、海外的敦煌研究專家在港靜心研究，為此，他捐出了自己收藏的所有有關敦煌研究的書和資料。其中有些資料——譬如有一套英國人製作的縮微膠捲，在幾十年前，除了日本人之外，饒公是擁有此一珍貴資料的唯一的亞洲學者。近年中，他又與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合作，正將甲骨文全部輸入電腦，這一工程具有跨世紀的前瞻意義，也可謂功德無量之舉。同時，他又與清華、中山大學和泰國崇聖大學合作創辦一份學術年刊《華學》，為海內外學者提供新的研究陣地。一個浸淫中國文化如此之深的國學大師卻有如此新潮的意念，足證他在同輩人中具有獨特的思想活力。
饒公當得起「人間國寶」的美譽。錢仲聯先生曾說：「觀堂、寒柳，我國近世學人通中西之郵以治學者也，餘事為詩，亦非牆外。今選堂之學，固已奄有二家之長而更博，至於詩，則非二家之所能侔矣。」（《選堂詩詞集》），評價之高，已認為在王國維之上。饒公今已八十有二，其學術心境卻始終保持著一種年輕進取的心態，看他這些年來不停地在各地奔跑，尤對各地出土之文物倍加珍視。他曾多次對我說，地下出土的文物會推翻許多前人已「鐵定」的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