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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將所有醫院所有醫生貶的一文不值，如評論所言，是社會的毒瘤”，如果你看過小說，相信不會得出這種印象。
之所以將小說定名為“底線”，是因為在我的觀念中，一個正常的社會不僅一般民眾有所謂道德“底線”，社會的價值與良知更應為一些階層所支撐。如教師，如記者，如法官，……當然還有醫生。如果一個社會連這樣的階層都在道德操守的“底線”陷落，應當引起憂慮。
然而，在我的生活環境中，我看到了大量的“底線”崩潰。周圍的人初始還會義憤，時間久了，紛紛變得麻木，以為生活就是這樣，雖不理想，但無力改變。
我在《底線》中寫到的魯小兵並非通常意義的壞人，他大學畢業後，先作為援助專案在國外工作了兩年，回國後的現實與想像有極大落差。魯小兵工作很辛苦，醫術也並不差，但總比旁人掙得少而且少很多。鬱悶之中肯定要探其究竟，這才得知另有掙錢方法。他也有過內心衝突，但其心理“底線”終於隨著對金錢追逐的情勢一點點陷落。作品只是客觀展示了這個過程。
不久前，我曾就傅彪的過早去世寫過一篇短文，談了“相對貧困”問題。中國近二十年的經濟飛速發展，民眾生活有了過去無法想像的提高。許多家庭在溫飽之後，擁有了住房和汽車。但人們並不滿足，相對於幾十年前的物質饋乏，人們普遍對金錢有了更多焦慮。
這也許是社會轉型期無法避免的一個階段，我無意對此作出道德評價，卻希望人們在對物質生活的追求中，關注精神的平衡與健康。
應當說，《底錢》寫到的醫院生活遠不是最腐敗的，不久前中央臺《新聞調查》播出的哈爾濱一家醫院發生的故事，要怵目驚心得多。而媒體最近幾年更是揭出許多無法想像的腐敗與黑暗。
這裡，我想披露有關《底錢》的一點“花絮”。
我的長篇小說《新星》、《龍年檔案》都是在《當代》發表的，記得編輯部看過《龍年檔案》之後，曾說“柯雲路從現實主義作家轉變為浪漫主義作家了”。我當時對此評價大不理解。編輯認為，《龍年檔案》中的羅成在現實中不可能存在，是作者的理想主義想像。當然，後來媒體大量報道了時任長治市委書記呂日周的事蹟，而《龍年檔案》中相當一部分生活即取材取此。
《底線》寫好後，我很自然地將稿子投給《當代》，而這次他們做出的是另一種評價。認為作品太寫實，而文學應當不同於生活，應當有激｜情和夢想。
不久前，北京臺連播了這篇小說，我從聽眾那裡得到了許多相當正面的反饋。他們認為這篇小說寫得好，寫得深刻，等等。
你看，同樣是讀者，對這部作品的閱讀感受就很不相同。
告訴你這些，是想說明，即使同一個人的不同作品，其風格樣式也是不同的。《龍年檔案》的激｜情和理想，一點也不妨礙作者看到社會的腐敗和黑暗。
說到這裡，還想說一點題外話。幾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在“四人幫”統治下，有所謂“三突出”原則，現在的年輕人對此可能會一臉迷惑。那時的所謂文學，只許寫光明面。《底線》這樣的作品是不可能發表的。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時代的進步，一個自信的社會才能容納批評。
我在醫學界有許多朋友，他們中的許多人醫術高超，品德高尚。我的姑姑就是中國著名的兒科專家，幾十年來兢兢業業，視患兒和他們的親屬如家人一般。她身體不好，常常拖著疲累之身帶病工作，現在七十多歲，還四處講課帶學生。姑姑即使在自己的生活也不寬裕的情況下，仍會盡最大可能幫助病人。她的清正廉潔堅持至今，每有患兒親人送來謝禮，她總是如數退還；實在無法退還的，會將高於同等價值的錢及時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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