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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的父親經歷了大陸中國所有資本家必經之路：先是三反五反，隨後公私合營，再隨後拿取定息。在父親強大的資本庇護下，長子朱壽昌無須擔心衣食住行更無須憂愁油鹽醬醋，即使遭遇三年“自然災害”，朱壽昌也沒有多吃南瓜麵疙瘩，罐頭食品有效地補充了他體內對能量的基本要求，他因此深刻地記住了“午餐肉”那份獨特的口感和香味。作為“小開”，他唯一遺憾的是不能再去“大都會”、“仙樂斯”、“百樂門”、“埃爾令”等等舞廳，這讓他的生活失去了一份自由自在的“蓬嚓嚓”。
轉眼到了1966年，到了令朱壽昌狼狽不堪的日子。
朱壽昌一家原先獨自享用一幢石庫門建築，這時，一家五口人被趕到了一個三層閣樓中，在那個假三層的老虎天窗下，已是高中生的朱壽昌，如同張震那樣地凝望著天空，敢怒不敢言地打發著只有鹹菜抄毛豆至多加糖醋鹹帶魚的日子。在那些日子裡，每個酷熱的夜晚，當高溫彷彿要窒息了他的生命，浸泡在冰涼井水中的“華東26號西瓜”是給予朱壽昌的唯一快樂，他不敢想像其它的東西，更不敢想像後來在上海最出名的新雅飯店中的那頓豪吃。
1978年，過去的工商業主由於歷史性的平反而進入了國家退款、退房的階段，如同曹忠銓的父親，朱壽昌的父親也被補發了8000元人民幣。作為家中的長子，朱壽昌的父親給了兒子2000元人民幣。朱壽昌給太太買了一個99金的金戒指，他在自己的手腕上則套上了一塊“英納格”手錶。
對他來說，最難以忘卻的是在新雅飯店中的一次豪吃。
朱壽昌的母親在新雅飯店中點了“老油牛肉”、“油淋嫩雞”、“香菇菜心”等傳統名菜，還點了好幾瓶光明牌啤酒。那天，朱壽昌一家人人吃得“臉色豬肝一般燦爛”，作為朱壽昌的好友，一個叫廉曉博的男生也被邀請前來聚餐，他聽見朱的母親不斷地對大家說：“今早敞開吃，敞開吃。”
新雅飯店中的一頓豪吃（2）
真是一次久違了的饕餮之行。
自從1966年以後，自從朱壽昌一家被迫地進入那幢石庫門房子中的“假三層”以後，他們就再也沒有走進“新雅”這種檔次的飯店，也再沒有可能品嚐名廚們烹調的“油淋嫩雞”，現在，消失已久的口感真切地回到了嘴邊，久違了的中產階級氣息似乎也重新繚繞開來，這讓朱壽昌一家人人百感交集，他們知道世道確實變了，儘管對所有已經發生的一切，朱壽昌本人經常有一種做夢的感覺。
這個時期還有這樣一個人，鑑於他堅持不讓說出他的真姓實名，姑且稱他為莫先生。
1978年的時候，我們的莫先生還在上海黃浦區金陵東路某里弄的生產組為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而忙乎著，每天工作的報酬是人民幣八角。
這一年，莫先生調進同一街道的房修站，在這個理論上應該可以瞭望到解放全人類的地方，他每天工作的報酬僅僅比以前上漲了四角，現在他日工資為一元兩角。
還是這一年，他享受到了中國政治格局大變動的好處：獲得了理應給予父親的2萬元人民幣。他找上姐姐，希望平分這筆鉅款，沒有想到姐姐拒絕了這個建議，現在，2萬人民幣盡收他的囊中。
這個當年資產階級的後代，這個當年花天酒地的“小開”，那一刻，他首先感謝的是英明領袖華國峰；接著，他的決定是立即辭去房修隊工作，在“36元萬歲並將繼續萬萬歲”的時候，莫先生認為2萬元足以使他未來的人生得到充分的保證，因此，他無需再在骯裡骯髒的石庫門房子間“為人民服務”，說句真心話，他從來就沒有任何興趣為人民服務，他要的是人民為他服務。
他的感覺也許是對的，當他擁有了整整2萬人民幣之後，在1978年，與他的2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