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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兩個根本性轉變的主張，即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和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
無論是雙重模式轉換還是兩個根本性轉變，劉國光始終堅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主張。他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機統一體。在中國這樣一個法治不完善的環境下建立的市場經濟，如果不強調社會主義，如果忽視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必然是人們所稱權貴市場經濟，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
我收藏的這本《劉國光自選集》是曾任我國駐伊拉克武官助理的李天天贈送我的。李天天的母親曾在社科院經濟所工作，與劉國光熟悉。我就是透過李天天的母親，得到了劉國光的簽名書。
推進改革靠的是經濟學界的集體奮鬥
1994年10月25日，在薛暮橋從事經濟工作和經濟理論研究60週年之際，劉國光以後學的身份，向薛暮橋致敬，同時向薛暮橋致敬的還有當時遠在美國斯坦福的吳敬璉。吳敬璉在致敬信中提到，早在1959年準備###召開的全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討論會的時候，吳敬璉就曾是薛暮橋的助手。1984年以後，吳敬璉又曾與薛暮橋朝夕相處，共同工作。從吳敬璉致敬信的懇切言辭中，能夠清晰地感受到老一輩不同年齡經濟學人的集體向心力。
對於首屆中國經濟學傑出貢獻獎，吳敬璉說：“我把這一獎勵看做對我國經濟學家群體對改革作出的貢獻的肯定和表彰。”
吳敬璉說，中國經濟學的成長道路是不平坦的。它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但是，即使在“左”毒橫流、經濟科學處境最差的歲月，有科學良知和公民責任感的經濟學家也沒有放棄自己的努力。吳敬璉還說，改革開放以後，儘管經濟學的研究環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改革的阻力還很大，改革的許多重大問題也並不分明。在這種情況下，推進改革靠的是經濟學界的集體奮鬥。吳敬璉還特別舉了一個例子。1990年7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會議上，年過八旬的薛暮橋帶領劉國光和吳敬璉與主張計劃經濟取向的經濟學家們對壘，“充分顯示了堅持市場取向改革的經濟學家的集體力量”。
今天，說起吳敬璉，人們想到的往往是他為我國經濟學理論發展和我國經濟與社會政策制定作出的諸多貢獻。例如，在我國推動市場取向改革的過程中，他對比較制度分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好的市場經濟”等基礎理論的研究；以他為主提出的“整體改革”的主張；他對國有經濟佈局調整規劃的研究，以及由此引發的企業與企業管理研究；他對民營經濟發展，以及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必要性的研究；他對宏觀經濟政策提出的諸多建議，等等。可以說，吳敬璉以他的親身經歷，見證了我國改革開放的程序。
2003年12月在上海召開的第三屆經濟學年會上，吳敬璉提交了一篇題為《經濟學家、經濟學與中國改革》的論文，並以此題作主題演講。他說，我深深地為中國這20多年來所取得的進步而感到自豪，作為一個歷史的見證人，我也想與經濟學界的朋友們共同回顧改革的歷史，經濟學和經濟學家在其中的作用，從而明確我們作為經濟學家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
這篇論文後來被刊登在《經濟研究》2004年第二期上。2005年，香港和平圖書有限公司準備編選一套“中國經改歷程”的圖書，其中就包括一冊吳敬璉的文集。吳敬璉將這篇論文作為壓軸之作，放入文集。文集取名《改革的軌跡》。2005年10月，我得到了吳敬璉簽名的《改革的軌跡》。
我本人和吳敬璉最近一次見面，是2007年2月8日。那天下午，我應國務院資訊化專家諮詢委員會的邀請，就“當前國際政治外交形勢”給委員會的專家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