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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周的天命論是用兩種方式加以形式化。一是加強青銅祭器的作用，周滅商之後，在很短的時期內出現了一大批鑄有長篇銘文的青銅器，從銘文中可知，大部分是奉祀祖先的祭器。根據郭沫若《西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書所收的167篇西周青銅器銘文中，屬於作器記事的有85篇，佔二分之一強。這些銘文不外乎是炫耀祖先的功德，周貴族的業績，以此來提高周貴族的威望，強調周受命於天。
相比較，商代青銅器很少銘文，它們以本身造形所具有肅穆、莊嚴的格調錶徵了殷貴族的高貴。勝利的小族周的貴族就只能靠自我歌功頌德來提高自己在殷貴族面前的威望。春秋以後，周朝衰落，日常生活用器及貨幣成為主要的青銅器，它們作為商品大量出現在市場上，是西周天命觀淡薄的一種標誌。二是，周易八卦的形式框架，成為一種借天喻人，以天象證人事的思維工具。由&ldo;一&rdo;、&ldo;一&rdo;
兩個直觀符號構成的64個卦象作為一種形式符號溝通了天命和人事、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之間的聯絡。爻的產生，卦象的組合和變化，雖是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後的一種相當簡陋、粗糙的概括，但並不能反映客觀事物之間的必然聯絡。用它們來&ldo;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rdo;，其內容當然是荒謬的。作為一種思維形式，是一種強制性的結構，是天命神學體系所迫切需要的，而且與卜蓍這一民間習俗直接相關，因而有很廣泛的影響。春秋戰國之際興起的諸子思潮對這種思維形式都是擯棄的。老子注重順其自然的理性態度，墨子強調實踐的重要性。
孔子雖喜讀《周易》，但重視的是其中辯證思維方法，而不是其迷信和爻卦的形式框架。這標誌了西周天命觀唸的衰落。到了戰國後期，以鄒衍為代表的陰陽五行說顯赫一時，再到漢代董仲舒手中集大成，成為一種完整的理論構造和思維方式，這是天命觀發展的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對思維形式的一種需求的表現。
平王東遷，周王朝政治統治開始衰落，王室獨尊，諸侯並立的分封局面已不復存在。周王室也只能&ldo;晉鄭焉依&rdo;，周平王本身也是由晉文侯助其於公元前760年殺了王而確立統治， 所以《國語。鄭語》說：&ldo;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rdo;。周王室已淪為爭霸諸侯&ldo;挾天子以令諸侯&rdo;的傀儡，甚至連太子也被諸侯扣作人質，領土也不斷受到諸侯的蠶食。禮樂征伐出自諸侯，政逮於大夫，陪臣執國命，臣弒君，子弒父等等篡逆行為經常發生，私分公室也成為慣見的社會現象。司馬遷對此作過相當精確的描述和概括：&ldo;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並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rdo; 這些膺越行為在觀念上也得到了社會的認可。例如，《國語。魯語上》記載裡革和成公討論。臣殺其君誰之過的問題。裡革認為是&ldo;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將安用之?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流於彘，幽滅於戲，皆是術也&rdo;。又《左傳。昭公三十二年》記載，史墨對魯昭公被季氏放逐，死於乾侯一事，從理論角度分析了它的合理性，&ldo;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rdo;高岸為谷，深谷為陵&l;，三後之姓，於今為庶。&ldo;周王室不僅失去了對諸侯的控制權，而且封君世襲的分封制也開始被委任的郡縣制代替。《史記，秦本紀》說武公十年(公元前688 年)&rdo;伐邽冀戎，初縣之&ldo;，《左傳。哀公十七年》記載，楚文王任彭仲爽&rdo;實縣申、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