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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和電影等6個協會，從事上述職業的人必須加入相關的協會，對納粹主義不熱心的人或“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將遭到開除並剝奪從事文化活動的權利。納粹黨對宣傳的重視和納粹宣傳的成功，使戈培爾贏得了納粹黨高層領導人的信任和尊敬，原來稱之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人亦改稱為“我們的博士”。 戈培爾認為，宣傳的惟一目的，就是“征服民眾”；“我們的宣傳物件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傳的論點必須粗獷、清晰和有力；真理是無關緊要的，完全服從於策略和心理”；“我們信仰什麼，這無關緊要；重要的是隻要我們有信仰”；“政治不再是可能的藝術，我們相信奇蹟，相信不可能和可望而不可即。在我們看來政治正是不可能的奇蹟”；宣傳的基本原則就是不斷重複有效論點，謊言要一再傳播並裝扮得令人相信。 1935年5月10日的夜晚，擁有博士學位的戈培爾在柏林發起隨後遍及全國的焚書運動，那些被視為“對我們的前途起著破壞作用”的書籍，如馬克思、恩格斯、盧森堡、李卜克內西、梅林、海涅和愛因斯坦等名人的著作，都被付之一炬。戈培爾向參加焚書的學生們說：“德國人民的靈魂可以再度表現出來。這火光不僅結束了舊時代，而且照亮了新時代。”戈培爾因此獲得“焚書者”的萬惡之名。 戈培爾對報刊、廣播和電影以及新聞工作人員實施嚴格控制，旨在消滅任何與納粹黨對立的傳播媒介。《法蘭克福日報》的猶太老闆被趕出報社，頗有影響的《伏斯日報》被勒令停刊，全國報紙由3607種減為2671種（納粹統治的前四年）；戈培爾或其部屬每天就新聞編髮問題做出口頭訓令或書面指示。德國廣播公司和電影公司亦成為納粹的馴服的輿論宣傳工具。 在萬湖會議上，希特勒最後決定在整個西歐開始屠殺猶太人。戈培爾起先似乎想將屠殺行動同鎮壓天主教會一樣推遲到所謂“最後勝利”之日，但既然希特勒決心已定，他也就決心緊跟了。1935年，戈培爾主持德國的反猶太人活動，宣稱“我們再也不想要猶太人了”（6月），將猶太人逐出國防軍和勞役部門；頒佈紐倫堡法律（9月），剝奪猶太人的德國公民權，禁止猶太人和雅利安人通婚，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的任何交往均屬犯罪行動，戈培爾還氣勢洶洶地揚言：“只有將所有猶太人消滅乾淨，才能解決猶太人問題。只要還有一個猶太人活著，這個猶太人就始終會與國家社會主義德國為敵。因此，不能對猶太人講任何寬容和人道。” 1937年5月 28日，戈培爾發表演說，猛烈抨擊天主教會神職人員的腐化墮落。1938年，戈培爾再次組織反猶太人運動：情報與安全域性局長海德里希奉命逮捕17000名波蘭猶太人，用悶罐車驅逐出境（10月）；為紀念啤酒店暴動而製造“水晶之夜”（亦稱“砸玻璃之夜”），將猶太人經常集會的會場、住宅和店鋪的玻璃全部砸碎（價值500萬馬克）而詭稱為德國人民“自發的示威”，身穿褐色制服的納粹黨衝鋒隊員還高唱：“今天，德國是我們的；明天，整個世界都是我們的！” 在納粹德國發動波蘭戰爭之前，戈培爾操縱宣傳機器煽動戰爭狂熱。《柏林日報》先使用大字標題警告：“當心波蘭！”後又謊稱“波蘭軍隊推進到德國國境邊緣”。《領袖日報》則動用危言聳聽的標題：“華沙揚言將轟炸但澤——極端瘋狂的波蘭人發動令人難以置信的挑釁！”《十二點鐘報》報道波蘭人攻擊3架德國客機。《人民觀察家報》編髮特大通欄標題：“波蘭全境處於戰爭狂熱中！上西里西亞陷入混亂！”1939年 9月1日的早報則競相報道所謂“波蘭志願人員和上西里西亞叛亂分子”襲擊靠近邊界的德國格萊維茨廣播電臺的訊息，而實際上襲擊行動是納粹黨衛隊保安處的特工人員炮製的。
第三部分戈培爾（4）
戈培爾與納粹要員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