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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已被銬。她說自己太天真，想不到會如此。我只好勸慰她，望她說清楚後會回來，並望她相信黨的政策，端正態度。縱然不能回了，也要好好生活下去，勿有輕生之念。

她說，她這一去，必然影響我的前途，叫我提出離婚。我說，影響了也沒來頭。我就這樣勞動下去，和鯤一起等待若干年她的歸來。這是我的真心話。我說了許多，都是重複的話。我強壓自己的悲傷，平靜地勸慰她。

鯤在社內不見我轉回，便趕回家來。鯤哭了，我叫他不要哭。

11點過，潔收拾行李完了，被押走。我扛著被蓋卷，送她至外北車隊。上車前，又說了許多話。潔已失去冷靜，心中痛苦。我為她拭了額上的汗（她雙手被銬）。送她上車。揮手。並跟著車跑出大門，到岔路口。一直向她揮舞手中手帕。車遠去，看不見了。她（的車）向右邊的道路去了。我向左邊的道路走回家。此時已正午12點了。

回到家中，鯤獨自一人在室內等我。到這時我的痛苦才湧上心來，站不穩了。

夜晚，勛錦（堂妹）和柏奎（侄）勸解我。我這才知道明天縣上公判（大會）。但願潔早些判。要平安歸來，已絕對不可能了（這是我的估計錯誤）。我等待她，無論十年十五年。但願她能熬出來。

四十天的家庭生活，真像做了一場夢！

家被抄得亂翻翻。地板都撬開了。我一一收拾還原後，燒火煮飯。飯熟，我吃不下，兒子也吃不下。空著腹，我說：「鯤鯤，走！釘箱箱去！」

想我自從1957年起，望了這麼多年，天卻愈來愈黑。一黑十年，又亮，亮了又黑，妻捕。黑了又亮，摘帽，妻歸。如今亮了又黑，再捕。這就是我個人感覺到的「華國鋒時代」。我不知道別人的感覺如何。我也不想歸咎於某一個人。一個人只是一顆鋸齒罷了。我得鐵化自己，不要讓人家把我鋸成一撮木渣。為此，我得拼命幹活。我家養著三隻母雞，天天有蛋。我不能死於營養不良，當此光明遙遙在望之際。

本鎮的和四郊的摘帽右派現在敢於互相公開交往了。他們每天在大東街一家茶館聚會，互通訊息。他們一些人去找縣委統戰部，一些人去找外地原單位。應邀，我去那家茶館兩次。我要忙著釘箱，不能多陪他們。夜晚加班更勤。夏至到冬至，我勞累致病三次。

縣委統戰部一位姓楊的工作人員找我去談了話。我說，我要求回原單位四川省文聯。老楊說，去聯絡過了，那裡不要我。於是我死了心，決定終老故鄉。老楊說，教中學，去縣文化館，隨我選擇。我選擇了後者。1978年12月20日，縣委統戰部正式通知我：任縣文化館館員，行政二十二級。

這一天，女兒餘蟬從成都外婆家趕來奔喪。她的外婆亦即我的岳母鄭雪華，在省政協做財務工作。她老人家聽省政協的人說，我已死了，死於喜極喝酒過量。老人家不知道我家喜從何來，從鐵窗內的妻那裡來嗎？從不要我回去的省文聯那裡來嗎？

事出有因。本縣最近確實有一位姓金而不姓餘的摘帽右派死於喜極喝酒過量。我叫女兒餘蟬快回家去向憂傷的外婆報喜，就說爸爸不蠢，不會去死。

我趕著把手頭的活路做完，一一交割清楚。12月22日，我向木器傢俱社嶽社長告別。社上送我一支自來水筆和一個工作日記本。我把自己的工具箱帶回家去。我想那些工具，將來或許還有用處。我沒有想過從此我就算是弄對了。我知道，做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必須有憂患感。

1978年12月25日早晨，我不再煮早飯了。父子二人各喝一杯糖水後，我提一口破箱，他背三個書包，出門去外北乘車到縣上報到。後來我寫了一首《故園別》。結尾一段如下：

這該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不是我偶然地交上好運像我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