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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在藏書室內踱來鍍去，自言自語，自得其樂。1957年後，我被徹底孤立，在機關內，大家都不同我對話，有的人是不屑於，有的人是怕。我自己又傲性難改，不肯脅肩諂笑，曲意逢迎。這樣孤立下去，長久不說話，影響胃液分泌，神經得不到必要的興奮，恐怕會生病的。出於生理需要，我找古人同我對話。常規的對話方式是埋頭攻書，抬頭凝目窗外，微動嘴唇默語，蜀人謂之「說鬼話」。特殊的對話方式便是躲在公家藏書室內，作大學教授狀，踱來踱去，高談闊論，時而娓娓，時而滔滔，輔之以手勢、配之以笑容，就像我們四川的名伶王永梭潰他自編的獨角諧劇那樣。前面引的同許慎的對話只是一例而已，被我拉入室內做了靶子的論敵多得很，不及備載，只不過許先生捱打次數最多，捱得最慘罷了。這些不幸的論敵，既然都是死人，同我陰陽隔路，當然有口難辯，沒法反駁，所以每一次對話的結局，在我，總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非常過癮。這不僅是生理需要，也是心理需要——可以改善自我感覺，認識自己確實不是飯桶，從而加固人生信念，去攻更多的書，去好好地我行我素，照舊（而不是重新）做人。

在圖書資料室工作一年零四個月，日日早起，掃地抹桌，協助清理藏書，自己裝訂報紙，替別人跑腿啦借書啦查資料啦，兼替伙食團拉煤拉米，勤勤懇懇，克盡厥職，對得起每月三十元的生活費。工作餘暇，拼命讀書而外，還偷偷地寫了兩部稿子，夢想將來摘掉帽子之後，能夠公開發表。「人還在，心不死！」這話倒是真的。

第一部稿子是長詩《曹雪芹》，脫稿於1962年秋（1963年是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這首長詩共五百行，寫了三十多個夜晚，自己覺得挺不錯的。如果當時給我摘掉帽子，肯定我要寄出去的。如果寄出去，肯定能夠發表的。如果發表了，不超出三年，肯定會被一群棍子打成毒草的。如果打成毒草，肯定我不會有好下場的。多虧那頂摘不掉的鐵帽子，是它救了我的螻蟻賤命。稿成四年之後，文革爆發，風聞要抄家了，我還捨不得燒掉。何潔也不贊成燒掉，她帶著稿本回成都去，交給右派分子難友邱原保管。邱原用層板做一隻方凳，稿本夾藏在方凳的坐面內。不久，風聲緊了，怕不安全，何潔去邱原家取出稿本，送到雙流縣鄉下親戚家中，埋藏在灶門前的灰槽裡。又不久，那裡也不安全了，親戚家人便把稿本燒掉。我知道《曹雪芹》被火葬，不但不難受，倒很快活，彷彿頭頂上移走了一柄懸刀。

第二部稿子是挺有趣的科普讀物《字海漫遊》，尚未脫稿。我拿一隻矩形木匣，一尺二寸長，八寸寬，原來是放置在機關內走廊邊當作公共痰盂用的，倒掉石灰，洗掉穢跡，釘一副合葉鎖扣，改造成一隻小箱，將這一部未完工的稿子藏在箱中，鎖好，放在枕邊，好做美夢。不用說，這一切我都是悄悄乾的。如果你要苛察嚴責，這當然是盜竊社會主義公共財物的行為，是右派分子的反改造的破壞活動。當時我是這樣想的：「與其用來裝大家的毒，不如用來裝我一個人的毒！」（lz）

我在工作餘暇拚命讀書。1963年夏，為了方便，乾脆在圖書資料室的長沙發上夜宿，不回公家藏書室去睡覺。那裡又悶又熱，蚊子又多，又有舊書散發的黴臭。圖書資料室很寬敞，前有大窗，後有高窗，空氣對流，十分涼爽，利於暑夜攻讀。我這個人又不擇床，哪裡都能酣睡。睡長沙發，一不用蓆子，二不用枕頭，只需一張破破爛爛的毛巾被子便行了。這樣就觸發了一些人的革命義憤。他們認為右派分子只宜勞動，不宜讀書，愈讀愈壞，便要求省文聯領導上趕我回農場去。還有人提醒大家說：「同志們要注意，流沙河在同我們搞臥薪嘗膽！」

回農場去，沒有什麼不好。賤軀只害怕飢餓性水腫（1960年嘗過這滋味），不怕勞動，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