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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生於夏陽（今陝西省韓城市），其父司馬談曾任太史令一職。自幼年起，司馬遷便隨父親至長安接受教育，勤奮研讀各類典籍，對於書中不解之處，他總是悉心鑽研，或向長輩請教，務求明辨無疑。年至弱冠，司馬遷意識到僅憑案頭閱讀無法滿足他對知識的渴求，於是毅然踏上旅程，遍訪全國各地，親臨歷史現場，考察名勝古蹟，積累了豐富的實地見聞。他曾在浙江會稽瞻仰過大禹當年召集部族首領會盟之地，於長沙汨羅江畔追思憂國憂民的詩人屈原，還在山東曲阜目睹孔子講學的遺蹟，並在沛縣聆聽了關於漢高祖劉邦起兵的歷史故事。這些親身經歷極大地拓寬了他的視野，深化了對中華文明的理解，為其日後著書立說奠定了深厚基礎。
結束遊歷後，司馬遷返回長安，獲漢武帝任命為郎中官，並陪同武帝多次出巡，以及奉命前往雲南、貴州、四川等地調查民情，收集一手資料。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病逝，司馬遷繼任太史令，得以接觸更多珍貴文獻。他在積累和整理多年史料後，決意撰寫一部涵蓋黃帝時代至漢武帝時期的宏大史書。在此之前，他還需協助完成“太初曆”的修訂工作。至公元前104年，司馬遷與天文學家鄧平等合作，終將“太初曆”編制完成。
接下來，司馬遷全力投入到史書的編纂工作中。公元前99年，漢武帝遣李廣利率軍抗擊匈奴，卻遭遇慘敗，幾乎全軍覆沒，唯有李廣利倖免於難。與此同時，李陵帶領五千步兵與匈奴苦戰，雖以少勝多，但因部下的背叛和孤立無援，最終寡不敵眾，李陵本人被匈奴所擒並被迫投降。
訊息傳至長安，朝野震動，漢武帝及群臣無不憤慨。在詢問司馬遷對此事的看法時，司馬遷深思熟慮後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李陵以五千之師對抗匈奴大軍，展現出英勇無畏的氣概，雖然戰敗被俘，但其戰績不容抹殺，且投降可能是權宜之計，伺機再反擊匈奴。然而，武帝誤以為司馬遷此舉是在影射和袒護李廣利，加之司馬遷言論觸及了武帝寵愛妃子的兄長李廣利，武帝盛怒之下將司馬遷投入大牢，並交由酷吏杜周審訊。杜周對司馬遷施以各種酷刑，但司馬遷始終未曾屈服，堅持自己的見解並無過錯。
不久後，傳言李陵帶領匈奴軍隊攻打漢軍，漢武帝勃然大怒，不僅下令誅殺了李陵全家，還對司馬遷處以極其殘酷的腐刑。面對身心的巨大摧殘，司馬遷內心幾近崩潰，他一度想要以死解脫，但考慮到尚未完成的著作理想，他又陷入了深深的矛盾與掙扎之中。
在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偉人在逆境中創造出卓越成就的例子。周文王在困厄中創作出《周易》，孔子在周遊列國受困陳蔡之際寫下《春秋》，屈原在流放過程揮灑筆墨鑄就《離騷》，左丘明在失明狀態下完成了《國語》，孫臏遭受臏刑仍毅力奮筆，撰寫了《兵法》。這些事蹟深刻表明，個體在承受苦難之時，往往會激發出超乎常人的潛能，實現非凡的創新與貢獻。司馬遷正是深受這些先賢事蹟的鼓舞，雖然身處困境，卻更加堅定地要完成自己的史書巨著，縱使面臨重重困難，也矢志不渝。
公元前96年，正值漢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此時司馬遷已步入五十歲。出獄後的他再度被任命為中書令，儘管許多人對此頗有微詞，認為他倚老賣老，但司馬遷並未受此影響，他全神貫注地投入到史書的編纂工作中。
直至公元前91年，司馬遷終於完成了鴻篇鉅製——《史記》的撰寫和修訂。
這部《史記》共計一百三十篇，內容架構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和四十列傳，總計約五十二萬字，成為了後人研究從史前至漢武帝時期歷史不可或缺的權威文獻，被譽為“實錄、信史”。該書更是得到了現代文化巨匠魯迅的高度評價，稱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並與後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