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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不斷在各種學科發現這種偏差，但它們大都被很快忘記了（就像西塞羅的觀點一樣）。淹死的拜神者不會寫下關於他們經歷的歷史（要想寫歷史，還是活著更容易一點），歷史上的失敗者也是如此，不論人物還是思想。令人吃驚的是，最需要理解沉默的證據的歷史學家和其他文科學者沒有誰真正做到了這一點（我十分努力地查過）。至於記者，算了吧！他們正是大批扭曲事實的人。
“偏差”一詞還表明相關情況可量化的特點：你可能能夠評估扭曲的程度，並透過同時考慮死去和活著的人，而不單透過活著的人來修正它。
黑天鵝 第八章（2）
沉默的證據掩藏了事件的隨機性，尤其是黑天鵝型別的隨機性。
培根從許多方面看都是一個有趣而可愛的人。
他具有一種深刻的、懷疑主義的、非學術的、反教條的、極端經驗主義的天性，這種天性是幾乎不可能在思想界找到的品質。（任何人都可能是懷疑主義的；任何科學家都可能過度經驗主義，難得的是懷疑主義與經驗主義的結合。）問題是，他的經驗主義希望我們證實，而不是證偽；於是他提出了證實問題，即導致黑天鵝現象的證實行為。
字母的墳墓
人們總是提醒我們，腓尼基人沒有寫下任何東西，儘管據說是他們發明了字母表。由於沒有留下書面遺產，人們說他們庸俗。評論者斷定，出於種族或文化的原因，他們對商業比對文藝更感興趣。因此，腓尼基人發明字母表是為了低階的商業記錄目的，而不是為了高尚的文學創作。但是，現在看來，腓尼基人寫過很多東西，但使用的是一種容易腐爛的紙，未能經受住長時間的生物降解反應。在2世紀或3世紀人們開始使用羊皮紙之前，人類的手稿有很高的損毀率。沒有得到複製的手稿就那麼消失了。
在我們進行天分比較時，經常忽略沉默的證據，尤其在那些受贏家通吃效應影響的行業。我們也許很喜歡那些成功故事，但太把它們當回事是不應該的，因為我們並沒有看到全部事實。
回想在第三章討論的贏家通吃效應：注意那些自稱作家，卻（只是“暫時”）在星巴克擺弄擦得閃閃發亮的咖啡機的人。寫作界的不公平現象比醫學界的還嚴重，因為我們是很少看到醫生賣漢堡包的。因此我可以推斷，我能夠僅從我看到的樣本去評價後一種職業的總體。同樣，管道工、計程車司機和不受超級明星效應影響的其他職業也是如此。讓我們在第三章對極端斯坦和平均斯坦的討論的基礎上更進一步。超級明星效應造成的結果是，我們稱為“文學遺產”或“文學寶藏”的東西只佔累積文學產出的很小部分。這只是第一點。從中我們立即可以看出對所謂天分的辨認是無效的：比如，你把19世紀小說家巴爾扎克的成功歸功於他的“現實主義”、“洞察力”、“敏感性”、“人物塑造”、“抓住讀者注意力的能力”，等等。當且僅當那些缺乏所謂天分的人不具備這些品質時，它們才是能夠帶來超級成功的“超級品質”。但假如恰好有十幾種可與之媲美的大作因為腐爛而未能流傳下來呢？根據這一邏輯，假如真的有許多有相同特點的手稿腐爛掉了，那麼，我只能遺憾地說，你的偶像巴爾扎克只不過比他的同時代人更有運氣。而且，由於你對他的喜愛，你不公平地對待了其他人。
我要重申，我並不是說巴爾扎克沒有天分，只是他不像我們想的那樣獨特。想一想被人們徹底遺忘的成千上萬的作者，甚至沒人分析過他們的作品。我們沒有看到成堆的被退回的手稿，因為它們根本沒有發表。《紐約客》每天就要退回近100份手稿，所以你可以想象我們可能永遠不會聽說的天才的數量。在法國這樣寫書人多於讀書人的國家，大文學出版商只會接受新作家作品的千分之一。想想有多少演員從未透過試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