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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的大員只關心兩個字：接收。“接收”二字至少包括軍事和經濟兩方面的含義：軍事上；要與共產黨軍隊拼速度；十萬火急地開赴戰爭中的淪陷區和共產黨人開闢的解放區；這就是“為國收復失地”的概念。而在經濟上；所有的政府和軍隊大員甚至比蔣介石還心急火燎；因為小到汽車房產；大到金庫銀行；敵偽留下的鉅額財產已經失去了主人；誰先貼上封條或者搶到手裡財產就是誰的；這就是“個人發財致富”的概念。
幾乎在日本宣佈投降的同時；國民黨軍陸軍部成立了“黨政接收計劃委員會”；也就是以國民黨的名義成立的“接收”機構。可能覺得以一個政黨的名義這樣做有點不合適；很快；“行政院派駐陸軍總司令部收復區全國性事業臨時接收委員會”成立了。各省市紛紛效仿；爭先恐後地成立“敵偽物資產業處理局”；國民政府的各級行政大員和駐紮在各地軍隊高階將領混雜在一起；開始了空前的資財侵佔。
從重慶返回南京的政府高階官員和軍隊各級將領；到處收集各種各樣的高階小汽車；為給各種各樣的別墅貼上封條而忙成一團。南京城內的公館別墅集中在莫干山路、山西路、中央路和鬥雞閘一帶；按照規模和檔次；每一處建築物上都直接掛上了從蔣介石到各級官員和將領的名字。處長、科長和科員們搶不到別墅；就搶民房、高階傢俱和名牌汽車；甚至連日偽辦公樓裡的地毯都扛走了。房產、財物到手之後；最有油水的查封“逆產”行動隨即開始。“逆產”二字幾乎無所不包；從銀行、礦山、工廠直到某戶人家廳堂裡的一件古董。南京原來的“偽中央政府”官員和重慶來的國民黨大員互換名片之後；成為階層一致、利益一致的朋友；像親兄弟分家一樣商量著如何把“敵產”變成“私產”；把“逆產”變成“民產”。
為了不被追究自己在日偽統治時期的所作所為；各地的官員想出一個可以讓重慶來的“同志”一夜暴富的好點子：以行政命令或者軍事命令；將原來偽中央儲備銀行發行的紙幣儲備票一律兌換成重慶國民政府發行的新法幣。按照正常的兌換率；兩種紙幣價值大致相等；也就是說兌換率應是一比一；可是公佈出來的兌換率竟然是兩百比一——用兩百面值的儲備票；才能兌換一面值的新法幣。結果；擁有大量重慶鈔票的國民黨大員和將領瞬間成為鉅富；就連薪金很低的來自重慶的公務員也發現自己像中了彩票一樣；手裡的那點新法幣的價值突然間膨脹了整整兩百倍！有資料說；僅南京一地；國民政府大員在兌換中獲得的暴利價值三十萬兩黃金。
由於“接收”已經成為致富熱點；來自中央系統、行政系統、軍事系統、地方系統；再加上行業系統的“接收機構”相繼冒出；最後連國民政府也搞不清全國到底有多少個接收機構。根據官方有限的統計：天津二十六個；杭州二十八個；北平三十二個；上海八十九個……各“接收機構”之間常常發生劇烈的衝突。那些價值較高的“接收”目標；往往被地方機構搶先接收；但是隨後又被開到這裡的軍隊將領派兵搶走。於是；國民政府的接收大員到達後；不得不與軍方展開討價還價的談判。最終；所有財產和物資殊途同歸；統統進了軍閥和大官僚的私囊。
野蠻的原始掠奪造成了社會生活的迅速崩潰。
一九四六年；國民政府財政赤字高達三萬五千八百八十一億元；為財政總收入的一倍。而通貨膨脹更是達到了驚人的程度；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海米價為每擔六萬元；六月上漲到每擔五十萬元；十二月漲到每擔一百一十萬元；物價比抗戰結束時上漲了六萬倍。
官富民窮的畸形統治終於面臨著統治根基的傾覆。
兩年以後；當蔣介石都已確信國民黨政權垮臺在即時；面對國民黨軍上百位高階將領；他有過這樣直言不諱的檢討：我們在軍事力量上本來大過共匪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