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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肯定其為傳統的帝國主義政策，宜其受到朝鮮的抵制和反抗。對李、袁之作為本身之是非對錯，則置於具體歷史環境之中加以判斷評論。否則二十五史中眾多歷史人物與事件，除貼標籤一法而外，實在難以置評了。
袁世凱自投筆焚詩，立志從戎起，其所作所為頗類似於漢代的班超。班超投筆從戎，以三十六騎進軍西域，縱橫捭闔三十年，使大漢聲威普被西極，拜將封侯，榮歸故里，是古今傳誦的英雄。袁之選擇從軍，未始不受此激勵，而他若生於國家強盛之時，也未始不能成為立功異域的英雄。但他所處之時代，是老大帝國風雨飄搖的暮年;他所面對的敵手，也不再是匈奴、突厥一類的落後民族，而是制度先進、國力強盛且武器精良的諸多列強。班超之成功，一在於其後有一強大帝國作為後盾，二在於他可跟據實際需要合縱連橫，交替使用招撫與誅殺的手段達到目的。而袁世凱則上述兩條都不具備，他所掌握的資源僅只是大清帝國在朝鮮的餘威和自己由壬午、甲申兩次事變中樹立起來的威望而已。由於瘸著軍事這一條腿，僅靠外交手段實現控制屬國的使命，較之班超當年無疑要困難得多。然而當時的世凱躊躇滿志，抱負不凡，並不覺得有多大難處。
如前所述，日本在甲申之後，透過《中日天津條約》獲得了中日共管朝鮮事務的權利，成為日後干涉朝鮮事務的張本。而伊藤老謀深算，又提出了暫不與中國爭奪朝鮮，反之鼓勵中國全面介入朝鮮，日本既可以此抵制俄國勢力進入朝鮮，又可埋頭發展充實國力，以待將來與清廷決戰的方針。日本外相井上馨據此制定了《朝鮮外務辦法》，建議清廷與日本協商共管朝鮮，但除撤換陳樹棠、釋還大院君，啟用親華大臣等有利於清廷的條款被採用外，協商、共管等要求均不被接受。當時清廷的對朝政策有三種選擇：
一、&ldo;監國論&rdo;，以清流派為主，如張謇、張佩綸、鄧承修、袁世凱等，主張或收朝鮮為郡縣，或派大員代行國政。由於朝鮮開放後，列強多已與朝建交，此舉必將引發列強的幹預，故為清廷和李鴻章所拒絕。
二、&ldo;中立論&rdo;，由德國駐朝鮮領事提出。主張由中、俄、日三國聯合保證朝鮮中立。李鴻章原來頗有意於此，但中立意味著不再從屬於中國，故被清廷以&ldo;不合體制&rdo;而拒絕。
三、可稱之為&ldo;控制論&rdo;，是上述兩種方案的折中，具體表現為：政治幹預，外交監控，財政扼制。此方案亦為甲午戰爭爆發前，李鴻章主持，袁世凱在朝鮮積極推行的政策。
袁再返漢城(1885年11月15日)，發現朝鮮政局已發生了變化。此時日本在朝鮮採取低姿態，不再是主要矛盾，而且鼓勵清廷出頭抵制俄國對朝鮮的滲透。而由於送回大院君，主政的後黨集團離心傾向日趨嚴重，親華的大臣或被排擠，或無實權，從國王、閔妃到政府內的多數大臣均傾向於聯俄拒清，&ldo;孤行己意，毫無忌憚，天朝的話不尊從，上憲(指李鴻章)的教誨不畏懼。(世)凱反覆勸導，還是表面聽從內心違背，極不願意中國干涉其事22。&rdo;袁所要作的，就是遏止朝鮮的聯俄趨向。本來，積極鼓吹聯俄並為朝、俄牽線搭橋的德人穆麟德11月底已被迫離開朝鮮，袁把精力放到了防備金玉均等開化派殘餘勢力的死灰復燃上面，卻忽於7月25日(舊曆六月二十四日)得到後黨親華成員閔泳翊的密報，說政府已屢屢派人赴俄公使韋貝處要求保護，並可能有文字密約。袁即電告北洋，同時囑閔進一步查明實情並將密約文字搞到手。8月5日(舊曆七月六日)閔再報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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