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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撞過曹操的人，幾乎都沒有好下場。實在找不到岔子，就誣以謀反；謀反的贓也栽不了，便誣以“腹誹心謗”。腹誹心謗可是既說不清又不要證據的事，當然一抓一個準。這種以“腹誹心謗”為罪名殺人的事，劉邦幹過，漢武帝劉徹幹過，曹操幹起來也很得心應手。那個道德最高尚、品行最端正、作風最正派，在群眾中威望最高的崔琰，就是這樣被曹操整死的。�
崔琰，字季珪，是當時最為德高望重的名士，史書上稱他“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也就是清廉忠貞，正派儒雅，既有高風亮節，又有遠見卓識，看人看得準，做事做得正，而且儀表堂堂，凜然於朝，據說連曹操看到他，也為他那一身正氣而懾服（太祖亦敬憚焉）。事實上曹操也很推崇他，說他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伯夷是所謂“君子”的典型，據說他“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史魚則是所謂“直臣”的典型，因衛靈公不納他的忠言，便在臨終前留下遺囑，不讓家人給他在正堂治喪，終於用這“尸諫”的方式，迫使衛靈公改正了錯誤。所以孔子說：正直啊，史魚！國家有道他像箭一樣直，國家無道他也像箭一樣直。孟子則說：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貧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認為崔琰是眾人的表率，時代的楷模。�
崔琰也確實不負眾望。他在擔任組織部長兼人事部長職務期間，選拔了大量優秀人才（文武群才，多所明拔），而且量才錄用，不講情面，以致“朝廷歸高，天下稱平”，杜絕了用人的腐敗，樹立了朝廷的威望。�
崔琰又是一個光明磊落、胸懷坦蕩的人。曹操晚年，曾為立嗣問題苦惱，不知是立最年長的曹丕呢，還是立最有才的曹植。於是便以信函密問百官，請他們陳述意見，密封以答。惟獨崔琰卻“露板”（不封板牘）公開作答，說根據《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何況五官中郎將（曹丕）仁孝聰明，宜承正統。我崔琰願以死恪守正道。曹操一看，大為驚異。因為曹植正是崔琰的侄女婿。崔琰不舉薦曹植而舉薦曹丕，說明他確實是處以公心的，連曹操也不得不“喟然嘆息”，敬佩他的大公無私。�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也被曹操殺了，而且完全是誣殺。殺他的理由，就是“腹誹心謗”。以所謂“腹誹心謗”為罪名來殺人，原本就是混賬邏輯，更何況說崔琰“腹誹心謗”，理由根本就不能成立。事情是這樣的：曹操做了魏王之後，有一個名叫楊訓的人寫了表章，稱頌曹操的功勳和盛德，遭到一些人的非議，說他迎合權勢，為人虛偽。進而又議及崔琰，認為他居然舉薦楊訓做官，是他作為組織部長的失察和失職。於是崔琰便把楊訓奏章的底稿要來看了一下，給楊訓寫了一封簡訊，說：“省表，事佳耳！時呼時呼，會當有變時。”此案便由此而起。�
我們現在已無法確知崔琰寫這封信的真實想法和動機，但此信確實有些含糊其辭模稜兩可。它直譯過來是：表章我看過了，事情做得還算可以嘛！時間啊時間，隨著時間的變化，情況也一定會發生變化的！這裡的關鍵是：那個還算可以的事是什麼事，而那個會發生變化的情況又是什麼。它們可以理解為：楊訓的這份奏章寫得還算可以，或他上奏章這件事做得還算可以，而隨著時間的遷移，人們對楊訓的看法也是會發生變化的。這種理解，就事論事，順理成章。�
但告密的人不這麼理解。他的解釋翻譯過來就會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