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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矛盾衝突下，與達能合資的價值逐漸體現了出來。我開始思考一個問題：建立優質奶源基地，不僅是滿足達能的當前需求，也應該是未來的發展方向和公司競爭優勢的體現。於是我組織奶源部經理，、專門到第十一牧場蹲點檢查，安排幹部節假日現場值班，同時把優質奶源建設納入公司的季度、年度工作計劃。如此一來，在達能需求的促動下，幾年後我們整個公司都成了優質奶，合資公司也得以順利進行。

隨著時間流逝，合資的新情況不斷出現。達能在上海招聘新員工，八廠部分員工看到達能的高薪便去應聘了;而隨著達能酸奶的公關營銷宣傳攻勢起來，牛奶公司內的奇談怪論也多了起來。我直觀地感受到，合資對原有體制的衝擊正在加劇，這可苦了何毅。因為達能的工廠在八廠內，何毅在中方的全包圍中寸步難行，沒辦法，他只能又來求救於我。我明白若要讓合資公司順利執行，一定要排除一些障礙，因此我倆商定建立一個每週見面的溝通機制，我隨時幫他掃除荊棘。我們的溝通機制很有效果：從外部公關、政府關係、交通路牌執照，到內部的奶源生產銷售協調，抱怨變諒解，責怪變交流，都透過溝通機製得以解決，而我也收穫了讓達能的合資公司變成鯰魚的作用，讓它去攪動牛奶公司這頭沉睡的獅子。

由於達能酸奶進入上海市場時做了充分調研，研究出上海人喜歡甜、滑、細的口味，因此達能推廣的酸奶很得上海人喜歡。再加上何毅想出了鋪冰箱做公關等營銷方法，達能酸奶在上海一炮打響，這讓在巴黎的達能總部興奮不已。1992年11月，達能董事長老里布駕著私人專機來到上海，他先在希爾頓酒店見了我，飯後到我們達能酸奶廠與員工座談，宣傳企業文化和產品質量，回答員工的提問。之後又帶著我去達能餅乾廠與工人座談。他在車上接受上海媒體的採訪，邀請徐框迪、沙麟、孟建柱等市領匯出席設在靜安希爾頓的宴會，一系列旋風式的活動，既表達了達能總部的興奮，同時也做了一次漂亮的公關：老里布對上海發展的濃厚興趣，以及表達還要投資做四個合資公司的戰略宏圖，打動了上海市政府的領導，後來老里布被市政府聘為顧問，每年都出席上海市長論壇。

我們第二個做新鮮奶的合資企業也因老里布的這次中國之行而啟用了。老里布走後，達能高薪聘請了全世界最好的奶源公司做規劃，我們的合資談判小組則將重點放在新鮮奶專案的可行性調查和專案談判上。

那是我們和達能的一段熱戀期，現在想來還非常美好。他們的海外發展總裁是個有貴族血統的高個子法國人，吃飯總要約在晚上八點的浪漫一族;專案經理馬克&iddot;馬狄兒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差不多每星期都往返於上海和新加坡之間，總是背著兩隻壓得肩膀下移的電腦包，偶爾還會捧上一大盒新加坡的胡姬花送給&ldo;王大姐&rdo;(他常常這樣稱呼我)。他們以自己的經驗告訴我，城市牛奶公司要堅持發展鮮奶，以保持自身的競爭優勢，不然你會因為沒有奶源基地，無法保持牛奶的成本優勢而淘汰;他們把新鮮牛奶的&ldo;冷鏈&rdo;概念第一次清晰準確地呈現給了我們，讓我們知道，只有做到從奶源到加工再到進超市冷櫃的全過程都保持在4至10度才能稱為&ldo;冷鏈&rdo;;同時還明確告訴我們，我們現在使用的鮮奶發放系統其實是常溫下的&ldo;熱鏈&rdo;。在歐洲，除了英國博物館外再也找不到熱鏈生產線了，而送奶的方式也因人工成本太高而消失了。

達能的這些觀念伴隨著巨大的衝擊讓我們警醒，因為他們預言我們熱鏈的壽命最多還有三至五年時間。聽到這個資料時我出了一身冷汗，因為當時這條熱鏈承載著牛奶公司80的銷量，貢獻著公司全部的利潤。我們不能想像熱鏈若&ldo;壽終正寢&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