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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凱文·史密斯或者羅斯·特羅克這樣的人迅速開始自己的職業生涯並且富有起來，你不可避免也希望這種事發生在自己身上——這是具有諷刺意味的，因為那是一部關於中彩券的影片的標題。曾經流行這樣一種說法：‘夥計，能把我們的影片放出來就不錯了。’現在變成‘是賺大錢的時候了。去拿我們應得的那份吧’。”
曾經在佳線電影公司市場部擔任頭頭的里茲·曼內也注意到了這種變化。“感覺拍電影是出於某種不正當的理由。那時獨立電影導演跟搖滾明星幾乎是同義詞。這些人把他們的名氣寄希望於一部電影。他們已經不是安德魯·薩里斯（Andrew Sarris）寫的那樣了，而是一群徹頭徹尾的蠢貨！戴著耳麥站在埃及影院前，一輩子都沒有看過貝爾納多·貝託魯奇的電影，也不知道什麼安東尼奧尼。這已經成為一種諷刺性的畫面。”
電影節的成功抬高了傑夫·吉爾莫在聖丹斯的地位，在他和自己員工頭上籠罩了一圈崇高的光環，其他部門則心生嫉妒和仇恨。另一方面，這位電影節的負責人把聖丹斯的其他部門視為吞噬著電影節帶來的金錢的寄生蟲。凱西·舒爾曼說：“參加人數規模相當龐大，而且每年都在飛速增長，我們增加了更多買特價票的人，大家都問：‘錢都上哪兒去了？’外面傳言很多，都說錢流向經營不善的缺口了，比如度假勝地。”
電影節成為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在困難重重的學院中變成一個絕對不可缺少而且又極其受歡迎的贏利中心。“1994年的電影節，按照從聖丹斯拿到更多融資和更大預算的標準衡量是一次轉折點。”吉爾莫說，“這是我們第一次製作精裝目錄，聖丹斯被描述成一個全國級機構，被業內人士認為在給獨立電影提供代理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即便他們不購買影片，也到電影節上來為年輕導演和演員的發展尋找門徑。忽然間，前幾年使主流電影工業與獨立電影區別開來的界線大大模糊了。是經紀人們催生了這一現象。羅伯特·紐曼把羅伯特·羅德里格斯請到哥倫比亞。”吉爾莫特別欣賞這一點——獨立電影和電影業之間壁壘的消失。市場因素雖依然充滿風險，但卻給了獨立製片導演前所未有的機會把自己的電影賣成現金。如果他們的發行商米拉麥克斯和高德溫能夠推動他們賺錢，何樂而不為呢。
另外一方面，雷德福拒絕接管美國電影節時害怕的一切都出現了。獨立製片導演不僅在競爭中互相坑害，而且，“這種競爭正在靠近好萊塢。”舒爾曼說。他們喜歡聽到某人說什麼影片最好。專門負責籌錢的加里·比爾卻以跟舒爾曼所反對的同樣的理由支援競爭。他的目標是發展聖丹斯，而且在任何場合都在高喊著一個詞：“打品牌。”糟糕的是，市場化正在吞噬電影節。質量被量化了——用美元衡量——聖丹斯也開始極力向金錢靠攏，幾乎公園城的每個地方都高價賣給了競標者——汽車公司、製片廠、雜誌、葡萄園等等。你在主大街上走不了3英尺就會有人把一隻裝滿品牌T恤衫、杯子、帽子或者一兩張CD的袋子塞到你手中，事實上，除了聖丹斯本身，汗衫、風衣、帽子、滑雪服，一切都在一些專門的亭子裡高價出售。前一年，在聖丹斯，第一次出現把公司的標誌打在銀幕上的情況。聖丹斯以前的節目統籌員洛裡·史密斯（Lory Smith）說：“加里·比爾在吸引企業贊助電影節方面做得相當成功。現在已經請到了賓士、波士（Hugo Boss）和白雪香檳（Piper�Heidsieck）等支援獨立電影。但是，在某種程度上，要組織好電影節需要嘔心瀝血。它已經成為一種象徵。”頒獎典禮必須容納如此眾多的贊助者和保險商，以致獨立短片的導演都無處容身了，而其中一些人本想衣錦而歸的。皮爾遜已經感到厭倦和失望，那一年電影節後已不再為影片做代理，這項工作也逐漸落到代理公司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