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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彿他們都是某個歷史時刻的見證人和參與者。”事實上，新好萊塢運動就像一個出沒不定的幽靈一樣貫穿在1980和1990年代的獨立電影中。“我一直覺得自己的整個職業活動還沒有從1960年代後期和1970年代初期走出來。”索德伯格說，“我試圖把美國素材與某種歐洲電影美學結合起來。我是說，他們那一代在這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在1980年代全國還有一個懷舊影院網路，使當時還很幼弱的獨立電影人能夠有機會接觸到新好萊塢電影、外國經典影片以及好萊塢歷史上的巨片。“我還記得是在那些地標性的劇院中的某一家看的《計程車司機》（Taxi Driver）。”在得克薩斯長大的林克萊特回憶道，“正好是在刺殺里根未遂事件發生後不久，我走出電影院後連續兩天處於恍惚狀態。我永遠忘不了那些歲月。我喜歡上了電影，幾乎每天晚上都要看一場，我曾看過《惡土》（Badlands）、《天堂之日》（Days of Heaven）等影片，其中也有重映的老片子，像《安貝遜大族》（Magnificent Ambersons）、《大幻滅》（Grand Illusion）、《被遺忘的人們》（Los Olvidados）。坐在影院裡看著那些35毫米複製上綻放出的美麗畫面，感覺奇妙極了，這一切現在都不復存在了。”
現在回想起來，1990年代那批人顯然也在從事一場運動，不管這場運動是多麼難以界定和不同於新好萊塢運動。不過，除了昆汀·塔倫蒂諾，他們的作品鮮有像前輩們那般華麗。他們並不把“看我的”寫在臉上。一些優秀導演甚至拒絕電影作者的標籤。“我肯定不會走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路子，也不會發展成馬丁·斯科塞斯，”索德伯格說，“我不會成為那些影像型別中的任何一個。我可能介於兩者之間。我的事業要像約翰·休斯頓（John Huston）那樣。我要工作很長時間，拍出各種型別的電影。”他們後來取得的成就絕對被低估了，沙姆斯說：“大多數獨立電影導演在美學上非常大膽，同時又很自律和嚴謹。他們經常早晨一起床就投入工作。他們的聲音與眾不同，但也未必就宣稱自己前途不可限量。藝術活動需要的是專心致志和謙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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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尚未結束的故事（11）
雖然獨立電影火箭把新生代中才華卓著的導演帶上了執行的軌道，如果沒有那些雄心勃勃、富有遠見的企業家垂青那些誰都認為賣不出去的影片，這支火箭恐怕永遠發射不出去。正如綠燈計劃（Project Green Light）教導的，當預算較低而且拍攝週期不長的時候，幕後故事會跟幕前故事一樣精彩。這樣的故事往往跟金錢有關，在拍攝之前和投放到影院之後，都要為影片的資金著想。資深發行商雷·普賴斯（Ray Price）說：“簽訂一筆好合同需要比拍一部好電影更多的聰明才智。你也許會拍出全世界最優秀的影片，但可能會默默無聞地放在那裡。但是一紙出色的合同卻永遠不會讓你吃虧。”“拍一部電影只要有一個女孩和一杆槍就足矣。”讓呂克·戈達爾（Jean�Luc Godard）曾說過這樣一句名言。他也許還可以再加上一句：“如果你想讓別人欣賞它，還需要一個發行商。”凱文·史密斯說：“獨立製片電影要想破土而出，還取決於收購它們的發行公司銷售人員的營銷以及製作這部影片的人員的個性，但是個性遠沒有電影之外的活動重要。羅伯特·羅德里格斯的《殺手悲歌》以及比利·鮑伯·桑頓就是一個絕好的例證。1990年代的一切似乎都與幕後活動有關。”
給我們奉獻幕後故事的人物就是發行商、營銷人員。如果說1970年代是導演風光的10年，1990年代則是發行商風光的10年。從歷史發展看，獨立電影經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