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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名叫吳希顏的謀士，建議曾國藩&ldo;以古書考核將才，分派正副文武營官&rdo;。曾國藩認為&ldo;此皆書生之見&rdo;，並在批覆中指出：
讀書之與用兵判若兩途。古來名將如前漢之韓信、曹參，後漢之皇甫嵩、朱雋，未聞其著書。戚繼光能著書而戰功又甚平平。孫武之不能自踐其言，則老蘇已譏之矣。
表面上看，這似乎與曾氏謙謹為人的風格衝突，實際上，他敢於如此放言高論，實在是因為他站得比那些不明世事的文人高，看得比他們遠。
六
理學的正面意義在於它會賦予人以面對這個艱難的世界必須具有的剛毅、清潔、堅決、徹底。同時，它也有巨大的&ldo;副作用&rdo;，比如守舊、固執、清刻、荒陋、脫離實際。
因為&ldo;笨拙&rdo;，腳踏實地，曾國藩一方面獲得了理學修養的巨大益處，另一方面卻避免了許多理學家的毛病。曾國藩曾這樣直言不諱地批評那些在生活中只知高談闊論，於實際毫無補益的理學人士：&ldo;性理之說愈推愈密，苛責君子愈無容身之地，縱容小人愈得寬然無忌，如虎飛而鯨漏，談性理者熟視而莫敢誰何，獨於一二樸訥之君子攻擊慘毒而已。&rdo;正因為自己心懷恕道，食人間煙火，所以他才能對殺人理學做出這樣入木三分的評論。
他利用理學者卻不為之所惑。他的幕府中有一批道學先生，&ldo;然第給以厚糈，不假以事權&rdo;。有一次，他的親信幕僚對這些人有不敬之詞，他便直言不諱地告誡他：
此輩皆虛聲純盜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獵得厚資者，正賴此虛名耳。今必揭破之，使失其衣食之資，則彼之仇汝，豈尋常睚眥之怨可比，殺身赤族之禍，伏於是矣。盍戢諸！
理學家往往是保守主義者，但&ldo;實事求是&rdo;的實踐精神，卻給了曾國藩突破藩籬、否定古人、開闢新知的勇氣。
曾國藩說研究治國之術，應該以&ldo;本朝為主，而歷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義，歸之所易簡。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其苟且者，知將來之必敝；其知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rdo;。
正是因為他不迷信先王之道，而是敢於以&ldo;自我更之&rdo;、&ldo;自我創之&rdo;的態度變通其中的&ldo;襲誤者&rdo;、&ldo;未及者&rdo;，所以他才能成為洋務運動的創始人。在近代中國，推動西學的幾件大事都與曾氏有密切關係：創辦安慶軍械所和江南製造總局、幼童留美、在上海機器局添設翻譯局、《幾何原本》後九卷的翻譯出版，他都是主要決策人。
西學初入中國之際，一般士大夫視如仇敵。以他的好朋友倭仁為首的&ldo;理學家&rdo;更是仇洋的中堅。曾國藩卻坦率地指出倭仁&ldo;才薄識短&rdo;。在理學大家中，只有曾國藩能以明智的態度認識到向西方學習的必要性，因為他看洋人，同樣不戴有色眼鏡。當時計程車大夫多認為外國人是兇蠻詐狠的蠻夷，因此對他們不必講誠信，只需講&ldo;羈縻&rdo;。曾國藩卻主張，要真誠地對待外國人。因為外國人也是人，有著與中國人一樣的心理結構。適用於中國人的信條，一定也適於外國人。他說：
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說假話耳；然卻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今日說定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
理學家們在中國禮儀之爭中態度尤其激烈，他們無論如何放不下天朝上國的虛驕自大，堅決要求外國人見皇上必須三跪九叩，為此不惜一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