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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晉末，四川又為李特所據。李特本巴氐人，東漢末遷於略陽北。齊萬年在關中起義時，略陽、天水等六郡百姓數萬家流離遷徙，就食漢中、巴蜀。李特為其豪帥。大量流民的湧入影響了四川當地人民的生活。晉廷處置流民的政策也不盡恰當，詔令召還蜀地的六郡流民。流民大恐，並伴隨著大量的謠言。李特遂利用這種情勢，並採取了一定的策略，將流民組織起來，在四川起兵。李特初起兵時，既得流民擁戴，又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蜀地諸塢堡亦附李特，六郡流民遂分散各塢堡以就食。西晉益州刺史羅尚則設法離間蜀人與流民的關係，密約諸塢堡共襲流民軍，殺死了李特及其兄李輔等，李特兵勢大挫。後來李特之子李雄等領導流民繼續戰鬥，終於擊破羅尚，據有益州。不久，蜀地名士範長生依附李雄，李雄以範長生為丞相，此事對蜀人與流民的關係影響甚大，此後，蜀人遂附李雄，李雄遂稱帝於益州，國號大成。從大成政權建立的前前後後來看，蜀人的傾向對於其勢力的興衰有著很大的影響。
東晉末年的焦縱叛亂則是四川本土力量的一次顯現，但這次叛亂本身就是四川本地勢力與外來勢力矛盾的產物。前秦統一北方時，一度佔領益州，前秦瓦解後，東晉收復益州。桓玄叛亂失敗後，桓氏殘餘勢力在荊襄上游不斷製造事端。桓振在荊州起兵時，益州刺史毛璩發蜀兵東下以攻桓振。蜀人不樂從徵，益州參軍、巴西人侯暉等遂謀作亂，強脅巴西人焦縱為主起兵反晉，殺毛璩全家，據益州稱成都王。
關於此間蜀人與東晉之間的矛盾，從後來劉裕對伐蜀將領的選擇上可以看出來。劉裕遣朱齡石伐蜀，毛璩之侄毛修之固請從行，劉裕考慮到蜀人與毛氏之間矛盾，擔心毛修之入蜀後為了報仇而多所誅殺，遂不準；朱齡石平蜀後，對於繕後事務的處理亦頗合劉裕意圖，很注意緩和蜀人與晉之間的矛盾，平焦縱之後，所戮只焦縱一祖之後。此事也足見在此之前蜀人與外來勢力之間積怨之深。
五代時的前、後蜀和元末的夏政權也都是客籍集團所建。前蜀政權為王建所建，王建本許州舞陽人（河南），任利州（治所在今廣元）刺史，以兼併西川帥陳敬宣而據蜀；後蜀政權為孟知祥所建，孟知祥本邢州人（河北），後唐滅前蜀後，孟知祥為四川節度使，後來孟知樣兼併東川帥董璋而據蜀。
至於其三，四川建立的政權從未統一過天下，也跟四川本身的地理形勢有關。四川的地形固然限制了外部勢力的入侵，但也未嘗不妨礙了自身向外面的擴充套件。
任何一種勢力，在其積累階段可憑藉四角山川險固之地作為根據地，但要統一天下，則必須於完成積累階段後進取中原，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問鼎的競技場。四川只有兩個主要的方向可通往外部。歷代據蜀者大抵東守夔門，北據漢中。自夔門東出而達荊襄，荊襄與中原之間尚有大別山、桐柏山相隔；自漢中北出，越秦嶺、隴山可達關隴，關隴與中原之間又有崤函之險相隔。這樣，在四川與中原之間有著雙重的限隔，每一重限隔都很險要，致使川中勢力很難躋身到中原逐鹿的群雄之列。這是四川易於產生割據政權同時又沒有一個政權統一過天下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在四川的歷代割據者中，公孫述為其始作俑者，其手下謀士對於蜀地經營的策劃也基本上成了後來據蜀者的一種模式。
王莽代漢自立，綠林、赤眉起兵反莽，各地豪傑亦紛紛起兵。時扶風茂陵人公孫述為導江卒正（王莽時多改地名官名，導江卒正即蜀郡太守），他也在蜀郡起兵，據有益州，自立為蜀王，都成都。部下李熊對公孫述說：“今山東饑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