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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了，肩膀也寬了，像個大人了。”那時，他跟我站在一起，簡直就是一對雙胞胎。到前哨六隊後的第二天早上，安弟先起床，他站在門口刷牙洗臉時，有個婆娘對著他看了又看，說：“彭振戈你怎麼變樣子了？”安弟說：“我不是彭振戈，我是他弟弟——彭安弟。”一群婆娘圍著我們邊看邊笑。
安弟“###”中曾在北京學過拳擊，他經常在下工後教隊裡幾個跟他一批來的北京知青練拳擊。
隊長繳了我的槍
在我探親的這個月裡，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隊裡的人告訴我，“九大”不僅把劉少奇定為頭號走資派，還批判了劉少奇制定的“禮貌邊防”的政策。於是在金三角的中緬邊境線上，邊防部隊全線出擊20公里，突襲國民黨“殘匪”——王寶軍。這“殘匪”在境外騷擾得很厲害，據說我們55個北京知青剛到西雙版納時，他們已經有了我們的名單，要綁架我們。這次的全線出擊，端了“殘匪”的許多老窩，我們大勐龍的邊防部隊還打死了一個團長級的“殘匪”，大獲全勝。慶功會上老百姓殺豬宰羊，邊境的愛尼村寨還把“殘匪”頭頭的首級給掛在竹竿上，農場的人都去看了。但是我們大勐龍邊防部隊也犧牲了兩個司務長，其中一個還是以前我們在疆鋒五隊時去大勐龍參加軍民聯歡會時認識的。 。。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10）
不久，農場的政治空氣越來越濃，我們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大會小會，領導講話的時候，都不點名地批判我們“路線覺悟不高”。有一個女同學叫李小素，她家和雲南省的第一把手——省革委會主任、昆明軍區政委譚輔仁家是老朋友。於是，她在回家探親路過昆明時，就住在譚輔仁家裡向他告狀。講吓面基層搞“站隊劃線”，搞武鬥、打“落水狗”的情況。可是，李小素沒過多久就被調去當兵了，而云南派性鬥爭的情況仍然愈演愈烈。後來，譚輔仁夫婦在軍區大院他們住的小樓裡被一位手持雙槍的軍區的保衛幹事暗殺了。那個保衛幹事在逃跑過程中又打死了兩名戰士，然後開槍自殺了。
有一天，生產隊長把我的槍收走了，說是上面的意思。我當時很激動，當即給總場革委會副主任李秀奇寫了一封信，說我來邊疆是來建設、保衛邊疆的，把槍收走我不服氣。後來李秀奇在全分場大會上說：“有的人被收了槍還不服氣。像你這樣的人，路線覺悟不高，將來槍口對準誰也不知道……”這讓我精神變得更緊張，壓力更大了。此後。我們隊裡以前經常打鬧嬉戲的氛圍沒有了，老工人和我們互相串門的也很少了。
大概在六月雨季來了之後，我們在山上挖梯田種橡膠，勞動強度很大。有一天中午，我又打擺子了，發燒到41至42度。打擺子這病，一旦打了一次以後，就年年都會打。
那天下午，我躺在床上，汗水把棉被棉褥都溼透了。安弟就上山向隊長請假，要送我去分場醫務所，隊長不批，他就氣呼呼地跑回來。熬到下工後，才由王惠民給我扎針，吃退燒藥。
晚上，我披著大棉襖就去開會。會場在生產隊中間的籃球場上，場邊的房簷下只點著一盞昏暗的電燈，大家稀稀拉拉地分散坐著，隊長像每天一樣地站在燈下訓話。他婆婆媽媽地講了一通，從生產到政治運動的形勢。然後話鋒一轉，不點名地批評說：北京來的知青路線覺悟不高，要改造思想……我越聽越氣，等他講完了，就披著大棉襖站起來，往燈下走去，我說：“我也講兩句。”這時，不論是老退伍兵、老婆娘，還是知青，大家“呼”地一下都欠身拎著小凳子向我圍過來，然後安靜地聽我講。我說：“憑什麼說我路線不高？連我的槍也要收？打擺子也不許去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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