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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沒過多久就發生“白卷先生”事件，東北有個張鐵生，考試時交了白卷反而成了英雄。於是工農兵大學生的招生就取消了文化考試。能不能上大學，全憑“群眾推薦”，當然最終還得領導拍板。我和安陽那一次都沒有能上大學。1977年“###”後恢復高考時，劉安陽和林力都考上了北京大學，那時候，他們已經30歲了。
1973年我回北京探親的時候，我媽交給我一封信，是廖承志伯伯寫給北京積水潭醫院的一位日本醫生的，請她幫我聯絡住院接手筋。在積水潭醫院，醫生給我檢查以後告訴我：手筋接不上了，只能動手術把指尖的筋抽下來固定在關節上。
在我住院動手術那段時間，認識了臨床的北京郊區的一位很淳樸、壯實的小夥子，他的右手被捲進鍘草機裡了。剛住進醫院的時候，他情緒很低落，經常看著自己失去右手的胳膊掉眼淚，但隨著傷口漸漸痊癒，我們倆聊天聊得越來越投機，情緒也漸漸恢復了。他是個朝氣蓬勃，很樂觀向上的人。
傷口痊癒以後，我的右手中指和無名指的第一個關節能吃上勁兒，但第二個關節一碰就像觸電似的發麻，好在食指的筋沒有斷，否則我就不能按相機快門了。不過，人的適應能力真的是很強的，尤其是在年輕的時候。儘管我的手筋和腳筋都被刀割斷過，但現在除了不能吹笛子以外，幾乎什麼都能做。
我和楊麗萍同臺跳舞 陳凱歌來蹭夜宵
1973年，上級決定把我們五營和六營還有一營宣傳隊的骨幹抽調去團部宣傳隊。我們隊被調去的有八個小夥子。臨別的前一晚，舞隊的男一號，昆明知青餘建新躺在床上興高采烈地講著以後的打算，這傻小子完全沒有意識到大家愁雲慘霧的心情。突然，張瞎子從床上跳起來，隔著蚊帳把餘建新劈頭蓋臉地罵了一頓。餘建新和張瞎子都哭了……第二天一清早，宣傳隊的二十多人都沒有上工。送別的時候，大家都很激動，有的人還哭了，我們幫他們揹著行李，一直送到大勐龍的團宣傳隊，幫他們鋪好床才離開。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8）
沒過多久，我們五營宣傳隊就解散了。我和張瞎子把留下來的十來個男生和女生安排到機務隊、基建隊。我被調去營裡當青年幹事。有時團宣傳隊需要我時，我也去幫著排演節目。這裡我要說一句，無論在營宣傳隊還是後來在團宣傳隊，凡是寫了入團申請書的，我和張瞎子還有團宣傳隊的隊長上海知青張洛敏都不論出身全介紹他們入了團，前後有十多個。我當青年幹事的時候，除了參加打土坯、上山砍柴的勞動以外，主要是做知青的工作，見聞很多留待後面再講。
又過了半年，我也被調到團宣傳隊當隊長，我的同學仲永和當副隊長。團宣傳隊雖然也是業餘宣傳隊，但已經沒有生產任務了。團宣傳隊在大勐龍街子旁的山腳下，一個鬧中取靜的院子。東西是兩排磚瓦房，北邊是山，南邊隔著一條土路就是流入勐龍河的一條小溪。我見大家無論颳風、下雨、日頭曬，在院子裡練功排練很不方便，便組織大家上山伐木蓋練功棚。
我們進山砍樹的時候，下起了小雨，我帶著男生去砍做樑柱的大樹，因為有我們五營的老隊員華天礽和餘建新等老手，我們很快就把木料抬下了山。我讓潘駝背兒帶一幫女生去砍一些作椽子的小樹，她們走進森林後，螞蟥馬上就爬進衣服，用手掏進衣服裡去捉螞蟥，又當著潘駝背兒很不方便，非常狼狽。不過她們還是完成了任務。
練功棚是我設計的。為了不影響舞隊練空翻，我讓舞隊的隊長小楊翻了幾次，量了高度。中間的橫樑距地面要有兩米五高，我借鑑預應力的原理，把那兩根近十米長的橫樑向上拱，頂起支撐中梁的柱子，不僅高而且結實。那兩根梁是剛從山上砍下來，很溼、很重，裝上去可費了不少力氣。打榫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