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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魚片”，乃至後來譚宗浚、譚青父子創出的“譚家菜”，等等，我想大抵是他們的家廚所制，與其本人不見得有十分密切的關係。文人對於飲食除了烹飪技法、食材搭配、佐料應用、滋味濃淡的要求之外，可能還有一種意境上的追求，比如節令物候，飲饌環境以及文化氛圍等。春夏秋冬、風霜雪雨都成為與飲食交融的條件，春季賞花，夏日聽雨，重陽登高，隆冬踏雪，佐以當令的飲宴雅集，又會是一種別樣情趣的氤氳，這種別樣的情趣會長久地浸潤在記憶裡，瀰漫在飲食中，於是才使飲食薰染了濃濃的文化色彩，產生一種揮之不去的眷戀。白居易曾企盼著“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那樣一種意境的享受；當代作家柯靈也在寫到家鄉老酒時有過“在黃昏後漫步到酒樓中去，喝半小樽甜甜的善釀，彼此海闊天空地談著不經世故的閒話，帶了薄醉，踏著悄無人聲的一街涼月歸去”的渲染。儘管相隔千年，世殊事異，但那種繾綣之情，卻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記得讀過錢玄同先生一些關於什剎海的文字，所寫好像是1919年前後什剎海北岸的會賢堂，乘著雨後的陰涼，聽著蛙鳴蟬唱，剝著湖中的蓮藕，悠然地俯視那一堤垂柳、一畦塘荷，是何等閒適。我想那大約是在會賢堂午餐後的小憩。深秋時分的賞菊食蟹，是文人雅集最好的時令，有菊、有蟹、有酒、有詩，又是何等的愜意。寒冬臘盡圍爐炙肉、踏雪尋梅則又是一種氣氛，凡是讀過《紅樓夢》的人，都會對這兩次飲宴有著極為深刻的印象，曹雪芹能如此生動地描繪其場景，自然來源於他自己的生活經歷，應該說曹雪芹也是位美食家，否則，《紅樓夢》中俯拾即是的飲食場面不會如此之貼切和生動。
文人對飲食的鐘愛絲毫不因其文學觀點和立場而異。正如林語堂所說“吃什麼與不吃什麼，這完全取決於人們的偏見”。魯迅對某些事務的認識是有些褊狹的，例如對中醫和京劇的態度，但他在飲食方面卻還是能較為寬泛地接受。在他的日記中，僅記在北京就餐的餐館就達六十五家之多，其中還包括了好幾家西餐廳和日本料理店。大概魯迅是不吃羊肉的，我在六十五家餐館中居然沒有發現一家清真館子。周作人也有許多關於飲食的文字，近年由鍾叔河先生輯成《知堂談吃》。周作人雖與魯迅在文學觀點和生活經歷上有所不同，但對待中醫、京劇的態度乃至口味方面卻極其相似，如出一轍，而對待紹興特色的飲撰，有比魯迅更難以割捨的眷愛。至於梁實秋就不同了，《雅舍談吃》所涉及的飲食範圍很寬泛，直到晚年，他還懷念著北京的豆汁兒和小吃，我想這些東西周氏昆仲大抵是不會欣賞的。
文人與吃的神秘色彩則是炒作者賦予的，尤其是餐飲商家，似乎一經文人點評題詠立刻身價倍增。于右任先生是陝西三原人，幼時口味總會有些黃土高坡的味道，倒是後來走遍大江南北，才能不拘一格。于右任先生豪爽熱情，從不拒人千里之外，所以不少商家求其題字，從西安的“陳記黃桂稠酒”題到蘇州木瀆的“石家飯店”，直至臺灣的許多餐館，都有他老人家客居時所留下的墨寶。張大千先生也算一位美食家，家廚都是經過他的提調和排練，才能技藝精緻，創出如“大千魚”、“大千雞”這樣的美味。我曾去過他在臺北至善路的“摩耶精舍”，園中有一烤肉亭，亭中有一很大的烤肉炙子，一側的架子上還有許多盛佐料的罈罈罐罐，上面貼著紅紙條，寫著佐料名稱。臺北人口稠密，寸土寸金，比不了他在巴西的“八德園”，可以任意呼朋喚友來個barbecue，於是只能在園中置茅草小亭炙肉，以避免煙熏火燎的煩惱。張大千客居臺灣期間也不時外出飲宴，據說在臺北凡是他去過的飯店生意就會特別好，我想這大概就是名人效應吧。文人美食家除了是常人之外，更重要的首先是“饞人”，之後才能對飲食有深刻的理解、精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