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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單從對時局的把握和對通訊技術的利用上來講，事態的整個發展走向基本完全按照盛宣懷的設想進行，幾乎每一次打擊都落在了胡雪巖的七寸上，可以算得上是完勝了。
在這場以“天下第一官商”的頭銜為獎品的戰鬥中，盛宣懷始終牢牢握緊了電報這個最有力的武器，利用壟斷資源精確地掌握對手的情況，貫徹實施自己的意圖，判斷出手的時機和力度，還扼制了對手的資訊傳遞，一鼓而下取得了最終的勝利。雖然作為一名舊時代的官僚加商人，盛宣懷不可能有那麼高的水平來總結出自己這一勝利的意義和理論基礎，但是在實際應用中，他卻憑著商人的本能，將資訊不對稱的優勢發揮到了極致，這一戰，也就隨之隱隱有著20世紀現代資訊化商戰的神韻了。
介紹完了盛宣懷和胡雪巖圍繞著電報展開的這一場龍爭虎鬥，我們掉回頭來重新梳理一下盛宣懷在電報事業中的助力和重要地位。
話說從頭，盛宣懷當年挫敗胡雪巖染指電報事業的意圖，並得到清廷的允許後，開始著手建立電報總局，並擬定《開辦自津至滬設立陸線電線大略章程二十條》，委託大北電報公司向國外訂購電信器材，為建設津滬電報線路作準備。光緒七年（1881年）冬，津滬陸線竣工，李鴻章奏派盛宣懷為天津電報總局總辦，並任鄭觀應為電報上海分局總辦。
一開始的時候，電報總局是“官本官辦”，也就是說，是絕對的國資企業。但盛宣懷認為這樣發展下去，對電報事業弊大於利。在津滬陸線竣工之後，他向李鴻章申請，將電報總局改為“官督商辦”，照輪船招商局辦法招集商股。對於李鴻章的質疑，盛宣懷認為“中國興造電線，固以傳遞軍報為第一要務，而其本則尤在厚利商民，力圖久計”。意思是說電報雖然有傳遞軍事情報和政府命令的重要職能，然而它畢竟是商業化的產物，為了這項事業的長遠發展，還是應該放到市場上去，讓商人來管理和經營。應該說，盛宣懷的判斷是準確的，也是超前於那個時代的。
為了規範經營，也為了打消李鴻章的疑慮，盛宣懷還親自擬出了《電報局招商章程》，後增為《詳定大略章程二十條》，上呈於李鴻章，其中就電報局已存的官股與商股的關係、國家的利益作了詳實可行的說明，最後強調電報局內部的管理一律按商業原則，政府不得干預，並且提出除軍機處、總理衙門、各省督撫衙門、各國出使大臣所寄洋務軍務電信，區別對待地記帳結總作為歸還官款外，其他所有各省官府電信一律收取現金，並要先付錢後發電。其他的關於各局用人、洋員的使用和嚴格要求、巡警沿途保護電杆電線的制度、電碼的規格和使用法等等，盛宣懷都作了周密的規定和安排。至此，李鴻章終於對電報總局的改制完全放心，痛快地批准了盛宣懷的建議。
在建立電報總局的同時，盛宣懷還在天津開辦電報學堂，聘請丹麥人博爾森和克利欽生為教師。一開始的時候，電報學堂是由電報總局這個企業負擔其費用的。為了提高學堂的政治地位，鼓勵學生學習的積極性，盛宣懷提議學堂應由朝廷的名義開辦，由朝廷提供辦學經費。他對李鴻章說：“學生俟到局派事之後，薪水由本局開支，所有設立學堂經費係為國家造人才起見，應在軍餉內開支，免在商本內歸還”，也得到了李鴻章的首肯。這一舉措，變電報學堂的性質由原來的民辦為官辦、私設為正式，吸引了更多的好苗子前來進修。後來，電報學堂還在上海等地開枝散葉，著實培養出了一批人才，比如曾設計國民黨青天白日旗的廣州起義烈士陸皓東、民國駐英公使劉玉麟都是從電報學堂畢業的。
1881年，盛宣懷家中有事，請假回南方。恰巧此時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清政府命在籍守制的李鴻章赴天津部署軍事，李鴻章也急招盛宣懷銷假回津。由於牽涉到中日兩國在朝鮮利權的爭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