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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背後，是剛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在發揮作用。幾年前的“小河”之憂，似乎更具體、更切近地體現為“人民自己憑藉了社會勢力來取締思想”了392。在周作人看來，上述兩種“統一思想，定於一尊”其實是一回事，他的反抗也出於同一立場，即無論寫《人的文學》還是宣傳新村時一直強調的個人主義立場：“即使我的思想僥倖不在這回被除滅之列，但是儘夠使我不安了，因為我們失了思想自由的保障了。我所最怕的，實在還是在關於自己的這一點。”393這裡所謂“自己”，始於“某一個人”，止於“每一個人”——誰都無可躲避“取締信仰以外的思想”，假如不反抗它的話。而在他看來，陳獨秀對待持有異議的自己，與非宗教大同盟對待信教者，態度如出一轍。
周作人傳 第四章 一九一七（22）
周作人並不以非宗教大同盟的出現為孤立事件；將此置諸“思想界的傾向”的背景下，他說：“我看現在思想界的情形，推測將來的趨勢，不禁使我深抱杞憂，因為據我看來，這是一個國粹主義勃興的局面，他的必然的兩種傾向是復古與排外。”394這與錢玄同所說“聯想及一千九百年的故事”即義和團運動正相一致；在他們看來，五四運動所高揚的“民主”、“科學”終將化為泡影。以後周作人說：“五四是一種群眾運動，當然不免是感情用事，但旋即轉向理知方面發展，致力於所謂新文化的提倡，截至民國十年止，這是最有希望的一時期，然而自此以後感情又大佔優勢，從五四運動的往事中看出幻妄的教訓，……”395即系針對“非宗教運動”而言。——當時胡適對此不予認同，著文批評周氏“未免太悲觀了”396。周作人未作辯解，但不久後在《晨報副刊》發表《真的瘋人日記》和《夏夜夢》兩組短篇小說，多數篇章講的仍是關於“統一思想，定於一尊”的“杞憂”。其中《統一局》397描寫某地一切均須統一，有“姓名統一局”、“行坐統一局”、“飲食統一局”等司其事；大家沒有姓名，只是號碼；“目下收入充足，人民軍等應該加餐”，“不得折減，違者依例治罪”——此點尤其深刻：人有可能被“善意地”納入某一秩序，從而喪失包括思想自由在內的所有自由。而當週作人認準“思想界的傾向”，他也就為自己確立了畢生的抗爭方向；以後他寫文章，總是竭力攻擊這個籠罩中國的“統一局”，抵禦思想專制或思想統一。在繼續寫的“自己的園地”專欄中，他再一次針對文藝問題重申立場：“據我的意見，文藝是人生的，不是為人生的，是個人的，因此也即是人類的；文藝的生命是自由而非平等，是分離而非合併。一切主張倘若與這相背，無論憑了什麼神聖的名字，其結果便是破壞文藝的生命，造成呆板虛假的作品，即為本主張頹廢的始基。”398
這段時間，對周作人來說還有兩件重要的事情：一是他兼任燕京大學國文系主任，一是愛羅先珂的來華。前者系由胡適發動，一年多前即已醞釀，因周氏生病而擱置。一九二二年三月四日，胡適安排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與周作人見面，議定此事。三月六日籤合同，自七月起發生效力。“內容是說擔任國文系內的現代國文的一部分，原來的一部分則稱為古典國文，舊有兩位教員，與這邊沒有關係，但是現代國文這半個系只有我一個人，唱獨角戲也是不行，學校裡派畢業生許地山來幫忙做助教，我便規定國語文學四小時，我和許君各任一半，另外我又設立了三門功課，自己擔任，彷彿是文學通論，習作和討論等類，每星期裡分出四個下午來，到燕大去上課，我原來只是兼任，不料要我做主任，職位是副教授，月薪二百元，上課至多十二小時，這在我是不可能，連許地山的一總只是湊成十小時，至於地位薪資那就沒有計較之必要。”399據胡適講：“啟明在北大，用違所長，很可惜的，故我想他出去獨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