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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話音，一位綠袍老者大步走進院落，老人所到之處，高紹基帶來的衙內親兵和彰武軍軍卒紛紛後退閃避，不敢有絲毫無狀。
正是延州節度觀察判官，掛汴梁御史臺監察御史銜的李彬。
高紹基措不及防，急忙自椅子上跳起來躬身行禮：“些許小事，怎麼驚動了世叔了？”
同樣是品秩卑微的七品官，高紹基可以不將堂堂一縣之主秦固放在眼裡，卻不敢在李彬面前有絲毫無禮之處。
從制度上講，延州所有的文武官員當中，只有李彬是不屬於高允權這個節度使管轄範圍的官員。晚唐節度使制度紊亂，節鎮權力暴漲，很多當年設定節度使之初的制約形同虛設，這才導致了唐末藩鎮林立乃至五代十國諸侯割據政權頻換的特殊現象。
與節度使制度幾乎同時期出現的觀察使制度，實際上代表的是中央朝廷對於地方藩鎮的一種制約與控制，最初的節度使只有軍權而並無行政權和監察權，監察諸州道的權力在觀察使手中，因而觀察使曾經有一個階段曾經成為唐代地方行政區的最高行政長官。在節度使開始侵染行政權力之後，觀察使的權力被大大削弱，而代表監察權的觀察使最終沒落也同時標誌著強大地方藩鎮的興起。
事物都有兩面，節度使的大權獨攬雖然使得觀察使編制逐漸從地方官編制當中消失，但卻並不能在地方上完全抹除代表文官集團行政監察職責的所有印跡。節度觀察判官制度便是觀察使制度在節度使制度框架之下的一種延伸和延續。各鎮節度觀察判官一般品秩低微，對節度使的權力並不造成威脅，但其在節度使權力體系之內又相對獨立，擁有中央朝廷和節度使共同授予的行政監察權。
一般而言，每一個節度觀察判官的任命都要經過中央和地方的一番討價還價最終達成妥協，節度使任命的觀察判官若是得不到中央朝廷的認可，則意味著這個觀察判官任命是無效的，一般而言，如果一個觀察判官得不到中央御史臺的監察御史加銜，則該判官便是不被中央認可的，其發往朝廷中樞的任何公文也將被認為是無效的，這同時也就意味著該藩鎮節度使在朝廷心目中已經失去了制約，需要認真考慮削藩的問題了。
同樣，中央單方面任命的觀察判官若是得不到節度使的認可，也是無法開展工作的，一個不受節度使尊重的觀察判官是不能夠盡到自己的行政監察職責的，因此朝廷強行任命觀察判官的結果有可能導致該藩鎮直接被逼反或者從此不再尊奉朝廷號令，這也同樣是很嚴重的。
因此對於任何一個藩鎮而言，妥善的選擇自己的觀察判官人選都是第一要務，這不僅關係著地方與朝廷之間的關係，也關係著自己藩鎮內部權力的分配和妥協。
而李彬高超的外交才華和其與汴京方面文官集團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絡才是他在節度觀察判官這個職位上一坐將近二十年的主要原因。沒有他，在延州根基並不穩固的高允權就失去了與汴梁方面進行溝通協調的直接通道，沒有了他，高允權便不能隨時隨地掌握汴梁的政治動態和朝廷對待自己的態度，因此李彬的存在對於延州藩鎮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他的存在是汴梁方面判定延州藩鎮是一個服從中央命令的地方政權與否的標誌。
因此儘管在延州藩鎮內部，在延州的文官集團內部，李彬的職銜常年只有七品，卻被九縣文官視為旗幟，哪怕是五品的節度判官見了李彬也要恭恭敬敬執弟子禮，絕不敢憑藉著自己的官職在他面前倨傲無禮。
因此儘管高紹基貴為衙內都指揮使，見了李彬也立刻從椅子上蹦了起來行禮。
李彬的官雖小，卻是延州自高允權以下的二號人物。
無論實權如何，高紹基在表面上都必須承認李彬的這個地位。因為高允權曾經很明確地告誡過他：“我死之後朝廷是否允許你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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