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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疑懼心理逐漸消失，一種欽佩和懊悔之情卻油然而生，以致常常出現兩軍對壘，將不打，兵不戰的和平共處的景象。張學良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懷著訪問老朋友、探索新道路的心情，利用到南京開會之機，於會後匆匆趕到上海，對杜重遠作了拜訪、作了長談的。
杜重遠是吉林人，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在瀋陽從事陶瓷業機械化方面的工作，曾任瀋陽市商務會副會長，是東北工商界知名人物，也是一位精明幹練的實業家。&ldo;九&iddot;一八&rdo;事變後，他南下到了上海，當了進步刊物《新生週刊》的主編。他思想進步，主張抗日，是個愛國主義者，也是民主主義者。他那時，工作原本是順利的，後因該刊發表了一篇題為《閒話皇帝》的文章，竟被打了悶棍，刊物被封，人也被關到監獄裡去了。
杜先生真的犯了什麼法或做錯了什麼事嗎？實際並沒有，那他為什麼竟被判了刑呢？原來，在他編的刊物上登載的《閒話皇帝》犯了忌。其實，那文章是明明白白，並沒有要去攻擊誰的，它只不過提到天皇是個生物學家（事實如此），按照憲法，天皇無實權，所以閒得很，常以蒐集動植物標本，作為日常工作等，這無一字歪曲，也無一字不敬，是講的實際情況。可日本人卻不高興了，透過他們在上海的日文報紙，大加筆伐，硬說是&ldo;侮辱天皇&rdo;，並由日本政府向國民黨當局提出了嚴重抗議。國府對日本一向遷就，看到抗議，就害怕了，竟由上海地方法院對杜重遠提出公訴，判了他一年零兩個月的徒刑。當時，他正在上海某監獄服刑。不過，由於引起了輿論界的強烈反對，全國各地都聲援杜重遠先生，當局雖然不肯改變他們的決定，但對杜先生的看管不得不有所放鬆。他於是被轉移到一所療養院治病，通訊、會客，一般是不限制的。在友人的幫助下，他也正好利用這個機會，閱讀了許多馬列主義書籍，更進一步提高了認識。也就正是在這一年的10月間，他和高崇民曾聯名給張學良寫信，勸他聯共抗日，勿再遲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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