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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弟弟叫安弟和安末。現在，安哥成了我的筆名了，我身份證的名字叫彭振戈。
1957年我曾代表“祖國的花朵”給來華訪問的越南的胡志明主席獻過花。本來，我還有可能被選上在國慶節上天安門給毛主席獻花的。可是，第二年，我的爸爸和媽媽被打成“右傾”和“右派”，被送去海南島興隆華僑農場勞動改造。於是，我11歲就成了一家之長，飽嘗社會的炎涼。
上中學的時候，我一直到18歲上高二了還入不了共青團，理由十分充分：就是因為沒有和曾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三反分子”的“摘帽右派”的母親劃清界限。於是在全國學雷鋒和學清潔工時傳祥的運動中，我利用節假日和寒暑假到東城區的清潔隊參加了五十多次掏糞勞動，每次一干就是八個小時。哥哥不是吹牛皮，北京東城區幾乎所有的衚衕，我都曾揹著糞桶去掏過大糞。
1966年8月和10月，“###”初起的時候，我分別和兩撥同學以“大串聯”的名義遊歷了全國十來個省的城市和山河。在去內蒙古、甘肅、新疆、陝西和四川的旅程中，我還隨身帶上了一支短竹笛和一架日產PETRI 相機。這兩個物件彷彿在冥冥中為我規劃出人生的軌跡。
1968年2月，我21歲時從北京跟著同學到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東風農場當知青。在那裡，我和來自北京、昆明、上海和四川的知青與雲南的退伍兵、湖南的支邊農民以及現役的“軍管”幹部們相濡以沫地生活工作了七年。1975年，我28歲時“回城”來到了廣州。記得當年離開西雙版納時我一分鐘也不敢多待，甚至連行李都不要了，趕快找了朋友開的卡車，坐在車斗裡裝著的木材上，一路風塵地趕到了昆明。在昆明，我用農場給的路費和行李託運費買了一張飛機票飛到了廣州。當年只惟恐形勢有變害怕走不成。奇怪的是，後來的幾十年裡，我不由自主地逢人就講西雙版納，連做夢都想到西雙版納。可以說，我有著濃厚的西雙版納情結，畢竟，我的“花樣年華”是留在了西雙版納的。 txt小說上傳分享
引子：哥哥不是吹牛皮（2）
我回城到廣州後，先是當了四年工人，1979年我32歲入行當新聞攝影記者，終於幹上了我自己喜歡的工作。開始時我被安排到偏遠的梅縣地區鍛鍊，當時的工作是採訪之後要自己衝膠捲、再寄底片回廣州發稿。一去就好幾個月不能回家，住在當地的招待所裡。招待所一間房裡可以住四到六個人，房間裡也沒有電視。晚上忙完工作，除了看書、寫稿，就是隔著蚊帳跟各行各業來出差的人聊天，說著說著就會聊到西雙版納。話匣子一開啟就再也收不住了，我滔滔不絕直說到最後別人都睡著了，自己反而###得睡不著了。
80年代初，單位裡來了幾個剛畢業的大學生。聽說我是從西雙版納回城的知青，沈宏菲問我：“那裡的風景很漂亮吧？”我說：“遠看青山綠水，近看牛屎成堆……”於是我又開講了。等聽我講完以後，他們往往感慨地說：“經歷也是文化呀！”這樣我和這幫比我小十來歲的年輕記者們一起在中國改革開放的“視窗”下，共同見證了這大時代的千姿百態。當我1988年7月在廣州中山圖書館舉辦自己第一個影展時，沈宏菲幫我起的題目就叫做《中國：開放百態》。
1988年底，我奉調到香港《中國旅遊》畫報任記者、編輯，六年裡，走南闖北踏遍祖國20多個省市、自治區。在採訪和組稿中，結識了全國各地的朋友。在旅途中，大家經常海闊天空地吹牛，以增廣見聞，交流資訊。
1994年底，我又調回廣州工作。在此後的十多年裡，廣州的媒體是全國最早市場化的，行內的競爭日益激烈。於是，各家報紙、雜誌競相招募了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的“才子、才女”。我和這些同行小朋友們在工作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