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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隨意改的“軟體”管理模式，所實現的結果常常是很硬性的，所產生的效應也是可想而知的。
“軟體”不軟。這是蘇州人在學習和移植新加坡管理與經營過程中感受深切的一個重要方面。
“但我們中國人、我們蘇州人也有很多讓新加坡人感動的‘軟體’。”親身經歷了園區初期建設全過程的吳克銓說，“剛與新加坡合作時，他們對我們中國人的工作效率總是持懷疑態度，所以初步簽訂協議後，就一直在觀察我們的工作。是我們後來用自己的行動讓他們相信我們中國人、我們蘇州人是值得信賴的，並且是最講究效率的，尤其是我們的艱苦奮鬥精神，讓他們深切感到我們中國人的‘軟體’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園區，我聽到這樣的故事很多，而且每一個故事都讓我極為感動——這就是蘇州人的創造與創新。話得從建設園區之前和初始說起：
一個城市的成長其實與一個人的成長差不多，在起步的時候通常也會被一些最簡單的事弄得焦頭爛額，有些甚至放不到檯面上。我們知道，讓新加坡人幫助辦工業園區，是因為我們中國人除了沒經驗外，最主要的是沒錢。但當園區建設一上馬，人家新加坡人幹什麼都是按美元或新元付酬的。可蘇州人不能，即使已經明確是籌備組成員的那14個“園區*”，他們也還只能拿原來的工資。。 最好的txt下載網
第14章“軟體”——閃爍東西方文明精神的靈魂與光芒（4）
“按照雙方的協議，新方的律師每一個字一元新幣——一元新幣是5元人民幣，可我們中方律師只能拿‘基本工資’。新方人員加班，可以拿雙倍甚至更多的薪金，但我們蘇州人加班加點一般給一個麵包，或者一包泡麵。園區籌備組成立時，連一間辦公室都沒有，開始借了市政府老幹部活動室，後來人家有意見，我們只得搬出來。好在財政局支援，我們從他們那裡借了100萬元作為園區籌備組的籌備經費。籌備組既然已經開始工作了，總得有個地方辦公吧！最後為了省錢，我們在金雞湖旁找了一個閒置的度假村租用了幾間房子，算做‘根據地’，這還是透過章市長與郊區書記的交情才算有個著落。現在留在新加坡的蘇州工業園區開發史料中有一張照片就是當年我們籌備組辦公的舊房子。辦公總算臨時有了一個地方，但那時的金雞湖一帶，幾里路內找不到幾戶人家，我們工作人員吃飯、喝水都成了問題。最後全部靠外包送大鍋飯才解決了我們的難處，所以後來有同志總結說我們蘇州工業園區籌備時是靠四個桶起家的：一隻盛湯的桶，一隻盛飯的桶，一隻裝菜的桶，還有就是我們這些整天泡在外面曬得黑乎乎的‘肉桶’……”吳克銓回憶說。
“中新成立聯合公司後，我出任行政總經理。為了顯示我們中國人的同等尊嚴，我們要求參加聯合公司的中方人員也應該與新方僱員拿一樣的薪水。後來這雖然爭取到了，我這個行政總經理的工資每月是11萬人民幣。可我們自己清楚，這是名譽工資，我拿回來的錢是到不了我手的，實際上還是拿原來的一個月2500元。但我們並不覺得有什麼虧，因為所有參加園區建設的同志心裡都明白：我們是在為蘇州、為中國做一件前人從未做過的大事。奉獻是我們的全部責任！”周志方說。
當然，後來在園區工作的同志待遇相對提高了一些，但與新方人員相比，仍然是工資上的“一國兩制”，遠遠比不上他們，可即使這樣，市裡機關的不少人難免有些眼紅，因為在他們眼裡，那些在園區沒日沒夜工作的人如果沒有高工資、好待遇，怎麼可能拼了命在為“資本家”幹活呢·
針對這種議論，市委書記楊曉堂有次在幹部大會上很嚴肅地講：“你們不要老盯著他們的待遇，你們有沒有想過兩個問題：一是他們才多少人，知道他們一個人要幹幾個人的活嗎·二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