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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中國古代銀子缺乏，銀子的價值是很高的。制錢（即標準的方孔銅錢）一枚稱“文”，白銀和黃金按“兩”融錠，古代的錢自唐以上的各朝各代雖然單位都不同，但至少唐宋之後相差不大，所以是可以得到比較穩定可信的資料的。銅錢、白銀和黃金之間的兌換比例就像現在的外匯價格一樣，是常常變動的，不像一元錢等於一百分這樣明確。金銀的比價從1600年前後的1：8上漲到二十世紀中期和末期的1：10，到十八世紀末則翻了一番，達到1：20。以清代為例，道光初年，一兩白銀換錢一吊，也就是一千文；到了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的時候，一兩白銀就可以換到制錢一千六七百文了。咸豐以來，銀價猛漲，一兩白銀竟可以換到制錢兩千二三百文之多。由此可知正常情況下，一兩黃金約可兌換八至十一兩白銀；一兩白銀大約可換到一千至一千五百文銅錢。古時通常說的一貫錢或一吊錢就是一千文。
再以唐代為例，九品官月俸五石（相當於70公斤）米，上白米每石九錢五分、中白米每石九錢三分、下白米每石八錢三分、白麵每斤（相當於1。2市斤）九文，一石米貴賤都不會超過一兩銀子，由此得知，一個唐代的九品官的月薪相當於五兩銀子。
直至清代，一個六品官員年俸45兩白銀，每月不足四兩銀子，而清末，一斤豬肉只要二十文錢，一畝良田只要七至八兩銀子或者十二、三個銀元。幾兩銀子、幾十兩銀子是件大事情了，有百兩銀子就是今日的大款了，能夠買上十幾畝良田了。在明代，一個平民一年的生活只要一兩半銀子就夠了，所以戚繼光計程車兵軍餉一日只有三分銀子，一月不足一兩。清代稍貴點，主要是鴉片戰爭前外貿順差大，銀子大量流入後，銀價下跌造成的。後來大量賠款後，銀與銅的比價又上升了。平常老百姓使用的是銅錢，清末時使用銅元，很少用銀子作為日常交易用。許多老百姓至死都未見過銀子。所以口語中表示沒有錢（貧窮）時用“鈿（銅錢）沒有”而不說“銀子沒有”。這就是為什麼人們常常以銀子為珍貴的原因之一吧，由此也可見《紅樓夢》裡唱的“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貪官，斂財手段之高、收刮民脂民膏之狠，心腸之黑之毒，平民百姓的生活之悽慘。
至於銀票，也以清代為例，其實是山西票號發的匯兌憑證，有密押的，不是見票即兌的銀行券（鈔票）。用銀票是要付匯兌費用的。銀票做大宗買賣的商人用得著，它可避免攜帶大量現銀的風險，而且方便，並與自己攜帶大量現銀成本差不多。一般老百姓和官員是用不著的，所以也就不會有從口袋裡掏出面額成百上千兩的銀票來支付款項。即使你拿出來支付，一般商家和普通百姓也不肯接受，其流通程度比今日的個人支票還不如。
假使天曌皇朝的世情民風與我那時空的唐代相同，我今日的競拍起價就達到了一個九品官一年零八個月的工資，我這才瞭解了為什麼古人說溫柔鄉也是銷金窟了，雖然心裡也明白，這些官商一氣的老爺們斷不會只有這點死進賬，但月娘的報價，也算是對得起我了，因為能出得起這個高價的人，在現場應該只有少部分，一下子砍掉大部分人競拍的希望。
月娘聽了譚大頭的慘叫，抿嘴笑道：“一分銀子一分貨，譚大爺難道覺得我們卡門姑娘值不起這個價？”
“值，絕對值！”說話的卻是另一個青年男子，“月娘，一百兩銀子，卡門姑娘今晚由我包了。”
“等一等，李青！”出聲阻擋的卻是那錦衣華服的張大少，“我出一百二十兩。”
“一百四十兩！”那叫李青的青年男子瞥了他一眼，又報了個價。
“老子出一百五十兩！”譚大頭聽價錢越報越高，心裡一急，衝口而出。
“兩百兩。”一邊兒有個沙啞的聲音響起，我用眼角的餘光看到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