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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沙袋、扛東西，其他機靈的事由別人去做。
我真的只會當導演，做其他事都不靈光。
。 想看書來
谷底翻紅
1990年暑假，老二石頭（李淳）出生時是我最消沉的時候，丈母孃與岳父來美幫忙，一下飛機，惠嘉就叮囑他們千萬別提拍片的事，怕我會受不了。我每天做好菜飯給他們吃，他們就直說：“好吃，好吃。”我就是為了封他們的嘴。有一天，丈母孃忍不住很正經地提議：“李安，你這麼會燒菜，我來投資給你開館子好不好？”我說：“開餐館跟家裡燒飯不一樣。”飯後，我躲到房裡給臺灣《中國時報》寫影評與報道，當時在美洲《時報週刊》工作的好友馮光遠邀我寫稿並提供資料，等於是接濟我。寫了兩個月，差點要瘋掉，只得停筆。
當時我有個想法：要不然就是老天爺在開我玩笑，我就是來傳宗接代的，說不定我的兒子是個天才，或者機運未到，就連叫化子都還有三年好運！每個人都有他的時運，份大份小，要是時機來了，我抓不到的話，這輩子就很窩囊。當時老覺得自己像是京劇中潦倒時困在小客棧裡被迫賣馬的秦瓊，有志不得伸，“店東主帶過了黃驃馬，不由得秦叔寶兩淚如麻，提起了此馬來頭大……”就這樣一路熬著苦等時機，當機會快來時，我已經瀕臨谷底，快要不行了。
就在計劃全部泡湯的幾個月後，《推手》﹑《喜宴》的劇本在臺灣得獎了，整個運勢從谷底翻揚上來。
當時我真不敢相信，因為過去六年都是走黴運。 所以“中影”的事情一來，又是華語片老頭子的戲，我也不想拍。因為《推手》的劇本是為了拿獎金，原本不是為了拍片而寫的，《喜宴》卻是，但我對《喜宴》已經不抱希望。因為當時在海內外都籌不到資金，這個題材對那時的臺灣來說比較敏感，對海外來說又太中國。就因為錢沒有著落，《喜宴》被卡在那兒動彈不得。當時絕大部分的臺灣電影只限於本地市場，海外市場及資金根本沒個影兒，臺灣電影在海外的上映渠道除了中國城的戲院，就是“新聞局”印製十六毫米複製“宣慰”海外華人。不像現在，華語片能賣世界版權。就算本地不拍，海外也能籌集到資金。
許多人好奇我怎麼熬過那一段心情鬱悶時期。當年我沒辦法跟命運抗衡，但我死皮賴臉地待在電影圈，繼續從事這一行，當時機來了，就迎上前去，如此而已。
太太的支援
惠嘉對我最大的支援，就是她自己獨立生活。她沒有要求我一定要出去上班。當然她賺的還不夠用，因為研究員只是微薄的基本薪水，有時雙方家裡也會變相接濟一下。我一直不想讓父母操心，我們家從來不談錢的，但爸媽也會寄錢來給我們救急。
我拍片後，許多人都很好奇我太太是個什麼樣的賢內助。有一次，北一女北美校友會因為她是“李太太”頒發傑出校友獎給她。她對“妻以夫貴”的事情很不以為然，在致辭時就很不上道地一語道破：“我只是不管他，leave him alone。”其實這正是我最需要的，她給了我時間與空間，讓我去發揮、去創作。要不是碰到我太太，我可能沒有機會追求我的電影生涯。
我和林惠嘉是在伊利諾伊大學時，前去世界青少棒冠軍賽為臺灣“榮工隊”當啦啦隊加油時認識的。1978年8月3日，我至香檳城伊大報到，不久就和一群留學生開車到芝加哥附近的蓋瑞城去看青少棒冠軍賽，那年榮工隊獲勝，我們同車比鄰而坐，因而認識。1983年8月19日，我們於相識五週年紀念日結婚。在紐約市政府公證。婚禮派對還蠻特別的，很多《喜宴》裡的情景都是我結婚實況的翻版。不過一想起拍《喜宴》時，我給戲裡的新娘挑禮服、化妝打扮，我太太都沒有經歷過這些，我心裡就有著罪惡感。
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