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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勇氣用眼直視俞素梅，急匆匆地離開了辦公室。
俞素梅被隔離審查後，家裡只有她60多歲的母親帶著剛滿6歲的外孫繼飛，沉重的家庭負擔壓得老人喘不過氣來。女兒女婿去向不明，長久不歸，老人為牽掛他們，常常是以淚洗面，徹夜不眠。機場裡她最熟悉的人是玉蘭，所以三天兩頭找她打探訊息。關於張志敏與俞素梅的情況有些姚玉蘭也不清楚，知道的情況也不敢告訴她老人家，只能騙她：“姥姥，他們倆都在外執行重要任務，要很長時間才能回來。”“玉蘭，你別哄我，我最近眼皮總跳，心也發慌。這些天，機場裡來了那麼多扛槍的，還有機關槍、高射炮，還不許我出去。你們部隊準是出大事兒了。志敏和素梅不回家是不是與大事兒有牽扯？”老人眼睛不花，心也不糊塗，要想糊弄她不是件容易事。“姥姥，這一段時間機場在進行軍事演習，沒發生什麼事兒，您老別擔心，張副團長和素梅真是外出執行任務了。”姚玉蘭這番善良的謊言使老人將信將疑，她沒再刨根問底。
姚玉蘭回到家的時候，苗壯和葉青還在睡午覺，她低下頭久久凝望兩個小傢伙的臉蛋。不知何時，賀銘悄悄來到她的身後，左手搭在她的左肩上，目光也聚焦在兩張可愛的小臉上。此時，一股強烈的愛的暖流在姚玉蘭身上湧動。有母愛、父愛的孩子是多麼幸福啊！想到自家孩子的幸福就聯想到素梅孩子的不幸。原本幸福美滿的一家，轉眼家破人亡。“哎！真是世事如棋，變幻莫測啊！”姚玉蘭深深感嘆道。
1971年年底，賈雲回到了西郊機場，並恢復了飛行。他一放下行李就來到姚玉蘭家打探宋秀敏的訊息。姚玉蘭也不瞭解宋秀敏的具體情況，只有開導和安慰他，讓他不要過度傷感。經姚玉蘭的一番勸慰，賈雲心裡悄悄輕鬆了一點兒。
一天上午，姚玉蘭被叫到師會議室開會，參加會議的共20多人，有機關的參謀幹事和幾名科長，也有從三個機場來的基層幹部。其中女同志只有三人，除姚玉蘭外，另兩名來自沙河機場衛生隊，都是醫生，一名姓曾，一名姓沙，都是30多歲。主持會議的是總政工作組的副組長，他是總政保衛部的一名處長，姓趙。人到齊後他便宣佈開會。“同志們，為了徹底揭發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罪行，徹底查清與林彪反革命集團有牽連的人和事，徹底肅清他們的流毒和影響，中央決定成立空軍專案組。空軍專案組下設若干小組。第一專案小組負責我們師的專案工作，地點設在南苑機場招待所，由我兼任小組長。”接著他宣佈了分工情況。姚玉蘭與兩名女醫生負責審查的物件，竟是從中央專案組轉過來的俞素梅和宋秀敏，姚玉蘭還是這個專案小組的組長。姚玉蘭一聽，心裡一驚，怎麼這麼安排？這不是開天大的玩笑嗎？工作組是不瞭解我與她倆之間的關係，還是有意考驗我的階級立場和革命意志？總之這是一項自己極不勝任的工作。農村“四清”時，自己與右派談話都發憷，何況審查情同手足的好姐妹。要自己去“審”她倆，臉沒法兒抹開，心也硬不起來，與她們的界限更是沒法兒劃清，這任務決不能接。可怎麼和工作組說呢？找什麼理由推辭呢？玉蘭想到賀銘，他點子多，先回家找他商量，沒準兒他有什麼好主意。
中午回到家裡，姚玉蘭把自己不願去專案組的想法告訴了賀銘，讓他找推辭的理由。“不僅你接到了棘手的任務，我也是。工作組讓我參加師材料組，負責蒐集整理林彪及其死黨在我師的罪行材料，這也是件苦差事，但不好推脫。這本是工作組對我們的信任，他們是經過認真調查，反覆研究醞釀後，才慎重決定的，所以只有勉為其難了。”“我與你不同，整材料雖苦，但對你來說並不難。而我就不同了，我面對的是素梅與秀敏啊，她們要是一哭，說不定多比她倆哭還厲害呢，我天生不是整人的料，幹不了‘專政’工作。”“我的意見，專案組你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