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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在北平住了好幾個月，先在沈從文家裡作客，後來章靳以租了房子辦《文學季刊》，邀我同住，我就搬到三座門大街十四號去了。我認識曹禺，就是靳以介紹的。曹禺在清華大學作研究生，春假期間他和同學們到日本旅行。他回來在三座門大街談起日本的一些情況，引起我到日本看看的興趣。這年七月我從北平回到上海，同吳朗西、伍禪他們談起，他們主張我住在日本朋友家裡，認為這樣學習日文比較方便。正好他們過去在東京唸書時有一個熟人姓武田，這時在橫濱高等商業學校教中國語，他可能有條件接待我。吳朗西便寫了一封信給武田，問他願意不願意在家裡接待一個叫黎德瑞的中國人，還說黎是書店職員，想到日本學習日文，不久回信來了，他歡迎我到他們家作客。於是我十一月到了橫濱。”
如煙往事早已在巴金的心海中沉澱。他似乎在極力從記憶深井裡搜尋日本橫濱的點點滴滴。他記得當年是以黎德瑞的化名踏上這片陌生土地的，那位經吳朗西引薦的日本人武田，親自把他從橫濱港接到自己家裡。武田一家人的音容笑貌時至今日仍歷歷在目。巴金的頭腦中不僅有笑臉，也有揮之不去的陰暗，日本警察對他的到來始終虎視眈眈，有時在大清早闖進武田家裡審查和盤問他。日本警察那可怖的眼睛在巴金心裡打下了烙印，他常常把橫濱的警察與正在中國東北橫行的關東軍聯絡在一起。也許正由於這兩個印象在巴金心裡起了作用，所以才促使這位想學日語的中國作家在橫濱寫的第一個短篇小說《神》裡，再現了可惡的日本敗類影子。當然，巴金寫作並不完全為揭露人間陰暗面，他所有作品都是為著展示人類的光明。所以他也描寫了武田家生活和他那修建在橫濱本牧町山上的“精緻小木屋”。
“大家也許都知道，我的小說《神》中的長谷川君，就是生活裡的武田君。我把長谷川寫成‘一個公司職員，辦的是筆墨上的事’，唯一的原因是：萬一武田君看到我的小說，他也不會相信長谷川就是他自己。這說明武田君是個十分老實的人。我的朋友認識武田的時候，他還不是信佛唸經的人。這樣的發現對我是一個意外。”在另一次讀者座談會上，巴金回憶了他當年在日本的寫作情況：“我對他那種迷信很有反感，就用他的言行作為小說的題材，我一面寫一面觀察。我住在他家裡觀察他、描寫他，困難不大。只是我得留心不讓他知道我是作家，不能露出破綻，否則會引起麻煩。他不在家時，我可以放心地寫，不過也不能讓小孩覺察出來。因此我坐在寫字桌前，手邊總是放一本書，要是有人推門進屋，我馬上用書蓋在稿紙上面。但到了夜間他不休止地念經的時候，我就不怕有人進來打擾了。”
日本讀者的掌聲幾次打斷了巴金的講演。老人發現日本讀者不論男女老少，都對他的講演報以真誠的讚許，也許這與他在日本的經歷不無關係。巴金與其說是在演講，不如說是和讀者以談家常的方式交流體會。他講著在日本的短暫時光，說起寫《神·鬼·人》的時候，巴金就好象又回到了青年時代。他說：“那個時候我寫得很快，像《神》這樣的短篇在幾天裡便寫好了。我自己就在生活中，小說中的環境就在我的四周，我只是照我的見聞和這一段經歷如實寫下去。我住在武田君的書房裡，書房的陳設正如我在小說描寫的那樣，玻璃書櫥裡的書全是武田的藏書，他允許我隨意翻看，我的確也翻看了一下。這些書可以說明一件事實：他從無神論者變成了信神的人。至於他信奉的‘日蓮宗’，唸的‘法華經’，我一點也不懂，我寫的全是他自己講出來的。對我來說，這一點就夠用了。我寫的是從我眼中看出來的那個人，同時也用了他自己講的話作為補充。我不需要寫他的內心活動，生活細節倒並不缺乏，我同他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吃飯，他有客人來，我也不用避開。我還和他們一家同到附近朋友家作客。對於像他那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