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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1807年弗裡德蘭會戰後拿破崙迫使亞歷山大皇帝媾和，以及1805和1809年奧斯特利次和瓦格拉術會戰後迫使弗蘭茨皇帝媾和一樣,1812 年拿破崙進軍莫斯科時,一切都取決於能否透過佔領這個首都和以前的勝利促使亞歷山大皇帝媾和。因為如果他在莫斯科不能迫使亞歷山大媾和，那麼他除了撤兵以外就沒有別的辦法，也就是說他遭到了戰略上的失敗。我們不想談拿破崙為了到達莫斯科曾做了些什麼，他是否錯過了很多可以促使亞歷山大皇帝下媾和決心的機會，我們也不想談拿破崙在撤退時是如何狼狽不堪( 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也許就在於這次戰局的指揮) 。但是,問題依然如故,因為即使拿破崙在進軍莫斯科的過程中獲得更輝煌的戰果，仍然不能肯定亞歷山大皇帝會感到恐懼而媾和，即使撤退時的損失並不那樣慘重，但總是戰略上的一個大失敗。如果1812年亞歷山大皇帝簽訂了不利的和約，那麼這次戰局也就可以同奧斯特利次、弗裡德蘭和瓦格拉木會戰相提並論了。反之，如果這幾次會戰沒有簽訂和約，那麼拿破崙可能也會遭到類似1812年的慘敗。因此，不管這位世界征服者如何努力，如何機智，如何聰明，決定戰爭最終命運的問題依然如故。難道人們根據1812年戰局的失敗，就可以否定1805、1807和1809年的戰局，斷言這幾次戰局都是不智之舉，其勝利不是理所當然的? 難道人們就可以認為1812年的結果才是戰略上理所當然的，才是幸運沒有起作用? 這種看法恐怕是非常勉強的，這種判斷恐怕是非常武斷的，可能有一半是沒有根據的吧! 因為沿著事件之間的必然的聯絡，沒有人能夠看到戰敗的君主的決心。
然而我們更不能說,1812 年戰局本來應該取得與前幾次戰局相同的結果，其所以沒有取得這種結果是某種不合理的原因造成的，因為我們不能把亞歷山大的頑強看成是不合理的。
比較恰當的說法是，拿破崙在1805、1807和1809年對敵人的判斷是正確的，而在1812年對敵人的判斷是錯誤的，在前幾次戰局中他做對了，而在1812年他做錯了。我們所以這樣說，因為結果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我們說過，戰爭中一切行動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結果，而不是肯定的結果。那些不能肯定得到的東西，就只好依靠命運或者幸運( 不管把它叫做什麼）去取得。當然，人們可以要求儘量少地依靠幸運，可是，這只是對某一具體場合說的，也就是說，在具體場合可以儘量少地依靠命運或幸運，但並不是說不確實性最少的場合總是最好的。假如要這樣說，那就同我們的理論觀點有極大的牴觸。在有些場合，最大的冒險倒表現了最大的智慧。
在當事者不得不依靠命運的情況下，他個人似乎既沒有任何功勞，也不負任何責任。儘管如此，當我們看到他的希望實現時，就抑制不住內心的興奮，看到他的希望落空時，又會感到不愉快，我們根據結果作出的( 更確切地說是從結果中找到的) 對當事者正確與否的判斷，正是我們這樣一種感覺的表現。
但是，不能否認，當事者的希望實現時所以令人興奮，落空時所以令人不快，這是由於存在著一種模模糊糊的感覺，似乎憑幸運得來的結果和當事者的天才之間有一種微妙的、不易看出的聯絡，而且我們也很樂意設想這種聯絡確實是存在的。如果一個當事者經常勝利或失敗，我們對他的感覺就逐漸加深而變得更為固定了，這就為上述見解提供了證明。從這裡可以看到，為什麼幸運在戰爭中要比在賭博中高貴得多。一個幸運的統帥只要在其他方面沒有損害我們對他的好感，那麼我們就樂意考察他的事跡。
因此，在批判時，當人的智力所能推測和論證的一切都已考慮過以後，凡是深藏於事物之中的神秘聯絡沒有透過明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