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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從事施琅研究、此前曾發表哪些施琅研究的論著的問題卻隻字不提。這樣就給讀者造成一個印象：施先生是到了中國內地重視施琅之時為迎合時勢才研究施琅的。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斯雄不是說他正在晉江衙口施琅紀念館獲贈一冊《施琅將軍傳》且謂其讀過該書的“前言”嗎？而就在“前言”中，施先生已明明白白地指出，他是“從20世紀80年代初起”就“開始從事施琅研究”的，並且於1987年就已出版其施琅研究的奠基之作《施琅評傳》（廈門大學出版社）。在這部20多萬字的專著裡，他為施琅翻案，認為施琅是中華民族的功臣。1998年又出版70萬字的《施琅年譜考略》（嶽麓書社），把施琅研究進一步推向深入。其間他還發表了不少研究施琅的論文。不必諱言，在20世紀80年代從事施琅研究，並無“時勢”可“因”，而且困難多多。對此，施偉青先生曾提到：“至於施琅研究，可謂步履維艱。因為首先這一研究基本上屬拓荒性質，須常外出蒐集資料，調查採訪，但沒有任何研究經費，雖數次申請立項，但都落空；尋求贊助，也皆碰壁，所以只好擠出部分工資充作費用。外出只能乘坐最廉價的交通工具，住宿最廉價的旅館。箇中艱辛，終生難忘！再者，我姓施，恰與施琅同姓，所持評價施琅的觀點又和過去指斥施琅是‘漢奸’、‘叛徒’的看法不同，而認為他是中華民族的功臣。因而便有人想當然地判定我是施琅的後裔，指責我是‘漢奸’的子孫為‘漢奸’翻案。這無疑是攪亂人們視角的最便捷的辦法，可惜它不屬於學術討論。一些關心我的朋友勸我，發表研究施琅的論著，在署名時，最好把‘施’去掉，以免引起他人的誤解。嗚呼！施姓何辜？不過，後來我終於悟出斥責者的真正用心，於是便反其道而行之，不僅沒有放棄施琅研究，反而加大了力度，且在論著署名時一定要把‘施’字寫上。”（見施偉青著《中國古代史論叢》，嶽麓書社，2004年，第637～638頁之“後記”）可見斯雄謂施先生“因時勢而強做翻案文章”，純屬誣陷。這恐怕要涉及所謂“立身之本”的“人品”問題了吧？問題還不限於此，斯雄不加區分地統指譽施琅者為“有點內地背景”。既然他不贊同讚譽施琅，看來他不屬於內地人，若此，他是“有點”海外背景了。綜觀其文章，不難發現，他是在“教導”人們，如果你跟一個上司，即使這個上司的所作所為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你也不能背叛他，否則，就是“失節不忠”，要背上“罵名”。而今海外不就有這樣的人物嗎？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恐怕是斯雄寫那篇文章的真正用心吧！2008年元月27日附2：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以誰命名方 餘 平以歷史上的功臣、名人為軍艦命名，是近現代國際上的慣用做法。給中國今後服役的航空母艦命名，自然更要精心考慮，有人提出施琅之議便包含了解決臺灣問題的寓意。近年來，內地一些人面對臺海形勢，常引用300多年前施琅攻臺之例，甚至將其與當前反“*”類比。不過國內一些熟悉歷史的人卻認為，抬出與吳三桂這類不義之人並列的施琅在道德觀上十分不妥，將不同性質的歷史事件相提並論更是荒謬絕倫，抬出施琅來激勵反“*”將弊多利少。攻臺屬統治權之爭大陸談歷史時一直頌揚南明收復臺灣的鄭成功，對鄭氏集團的叛將施琅則按傳統觀點視為投降滿清的漢奸。20世紀60年代末期以後，大陸史學界強調滿清入關後即為代表中國的正統王朝，洪承疇、施琅等人被摘掉了“漢奸”的帽子，吳三桂仍受貶斥的罪名也是發動叛清的“三藩之亂”。近年一些人又引發古為今用之想，按非正即逆的單向思維，認為與“正統”王朝對立便是分裂，於是把鄭成功之子鄭經抗清之舉視為“*”先聲，而對康熙皇帝任用施琅攻臺大加頌揚。若考察歷史，可看出鄭氏三代人佔據臺灣的抗清之戰，根本不是想搞什麼“獨立”。164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