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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7年第2期的《讀書》上，王蒙發表了《我心目中的丁玲》一文，其中這樣說到丁玲復出後的&ldo;表現&rdo;：&ldo;在黨的工作部門召開的會上，丁玲說：&l;現在的問題是黨風很壞，文風很壞，學風很壞------&r;。&rdo;&ldo;在一些正式的文章與談話裡，丁玲也著重強調與解放思想相對應的另一面，如要批評社會的缺點，但要給人以希望；要反對特權，但不要反對老幹部；要增強黨性，去掉邪氣；以及對青年作家不要捧殺等等。&rdo;&ldo;丁玲的所謂&l;左&r;的事跡一個又一個地傳來。在她的晚年，她不喜歡別人講她的名著《莎菲女士的日記》、《在醫院中》、《我在霞村的時候》；而反覆自我宣傳她的描寫勞動改造所在地北大荒的模範人物的特寫《杜晚香》，才是她的最好作品。&rdo;&ldo;丁玲屢屢批評暴露&l;文化大革命&r;批判極左的作品。說過誰的作品反黨是小學水平，誰的是中學，誰的是大學云云。類似的傳言不少，難以一一查對。&rdo;王蒙的文章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在為丁玲洗刷開脫，是在為其&ldo;辯冤白謗&rdo;，但有趣的是卻遭到一些對丁玲晚年精神姿態堅決擁護無限推崇者的憤怒駁斥。讀這些駁斥王蒙者對丁玲的讚美，或許更能明白丁玲晚年&ldo;何事憂心忡忡&rdo;了：&ldo;丁玲對後來的一部分青年作家中出現的不良傾向感到憂心忡忡，諸如對社會主義喪失信心，看破紅塵，散佈灰暗情緒乃至以醜為美的傾向；聲稱不要生活，不要政治，只要自己，認為越沒有政治性、思想性，藝術性就越高的傾向；宣揚只要橫的移植，不要縱的繼承，盲目崇拜西方，乃至把魚目當珍珠、把垃圾當時髦的傾向；主張&l;無為而治&r;，黨不要領導文藝的傾向；等等。對於這些，丁玲都按照&l;團結‐‐批評‐‐團結&r;的公式，擺事實，講道理，進行有分析、有說服力的批評。這在缺乏批評與自我批評氣氛的情況下是很不容易的。&rdo;&ldo;後來，在糾正&l;左&r;的錯誤的過程中，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乘機泛濫，丁玲出於社會主義文藝戰士的責任感憂心如焚，義不容辭地挺身而出，同這股思潮作鬥爭。在當時那種只許錯誤的東西放，不許馬克思主義爭的極不正常的空氣下，這樣做可謂不識時務，立即會被斥為&l;圍攻&r;、&l;打棍子&r;，各種人身攻擊紛至沓來。這難道是政治投機分子所能做到的嗎？------&rdo;（艾農《真實的丁玲與謬託知己者筆下的丁玲》，載《中流》1997年第9期）。
毛澤東對丁玲命運和人格的影響(2)
對使得丁玲如此言動的晚年心態，王蒙的《我心目中的丁玲》和張永泉的《走不出的怪圈‐‐丁玲晚年心態探析》（原載《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1999年第1期，收入《左右說丁玲》一書）都做了分析。兩文都有一個基本觀點，即丁玲晚年並非真&ldo;左&rdo;，她的貌似&ldo;左&rdo;的言行，其實別有原因。這原因歸結起來主要有這樣幾點：一、丁玲有著根深蒂固的名作家、大作家意識，而復出後發現自己&ldo;已不處於舞臺中心，已不處於聚光燈的交叉照射之下&rdo;，於是心理失衡，對新的作家和文學現象貶多於褒。二、丁玲重返文壇時，&ldo;傷痕文學&rdo;已然蔚為大觀，而她的老對手、死對頭周揚&ldo;正在為新時期的文學事業鳴鑼開道，思想解放的大旗已經落到了人家手裡，人家已經成了氣候，並受到許多中青年作家和整個知識界的擁戴&rdo;，尤其重要的是，周揚還同時以反思者和懺悔者的形象出現，對自己當初以&ldo;革命&rdo;的名義犯下的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