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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嗎？難道敬愛的周總理、王震等中央領導同志也忍心讓我去北大荒喝西北風嗎？我是決不相信的，死也不信的。我以為只有那麼幾個人，他們慣於耍弄權術，瞞上欺下，用這樣表面堂皇，實則冷酷無情的手段，奪走我手中的筆，想置我於絕地。我在這個小院裡，走來走去，壓住我狂跳的心。如果不是怕嚇壞了王姐，我一定要撞牆，要捶打自己來平息我的憤怒。&rdo;（《丁玲自傳》第262‐‐263頁）這裡的&ldo;中央某些領導&rdo;和&ldo;一筆下來點了我的名&rdo;的&ldo;他&rdo;，當然是指毛澤東。在得知毛澤東做出如此&ldo;絕情&rdo;之舉後，丁玲也曾痛不欲生。這時候，她心中是委屈和憤怒相交織。委屈是針對毛澤東的。她一直相信毛澤東非常瞭解她，而且&ldo;只有&rdo;毛澤東才真正瞭解她。她的這種&ldo;相信&rdo;並非一廂情願的主觀臆斷，而是在過去的歲月中一再被證明過的。在延安時期，當她被監禁的&ldo;歷史&rdo;成為&ldo;問題&rdo;時，不是毛澤東表示&ldo;相信&rdo;她是一個&ldo;忠實的共產黨員&rdo;麼？當她的《&ldo;三八節&rdo;有感》遭到非議時，不是毛澤東強調&ldo;丁玲是同志&rdo;從而把她與王實味區別開來麼？面對同樣的問題，毛澤東卻又如此地不&ldo;相信&rdo;她了。這當然會令丁玲有被誤解的傷心和委屈，但這傷心和委屈中絲毫沒有怨恨的成份，這傷心和委屈絲毫不能降低和稀釋對毛澤東的熱愛、信服和崇拜。實際上，丁玲的這份傷心和委屈正植根於對毛澤東的無限熱愛、信服和崇拜，或者說，正因為有著對毛澤東的無限熱愛、信服和崇拜，才在被&ldo;誤解&rdo;後有這份傷心和委屈，某種意義上，這是一個被自己所深愛著的父親傷害和誤解了的女兒的心態。甘露在《毛澤東與丁玲》中，還說到1961年丁玲到北京看病時對她談起前一年來京參加第三次文代會的事。丁玲說：&ldo;1958年後，撤銷我作協副主席的職務，保留了理事的名義。給我這個理事的開會通知是說，我可以來，也可以不來。但我想了一想，我還是來了。文代會開幕那天，在會場上望見了毛主席，我很想走上前去叫一聲毛主席，跟他握握手，講一句話，我沒有勇氣走上前去，悄悄地走到一邊去了。&rdo;也就在這一次，丁玲託甘露找一本《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對毛澤東沒有怨恨和憤怒，不意味著丁玲心中就根本沒有怨恨和憤怒。丁玲心中的怨恨和憤怒是很強烈的，只不過不是指向毛澤東，而是指向&ldo;耍弄權術，瞞上欺下&rdo;的周揚等人。在丁玲探究自己悲慘遭遇的原因時，她首先想到的當然是周揚。丁玲認為，周揚是必欲置自己於&ldo;絕地&rdo;而後快的，而毛澤東只不過是誤信了周揚所進的&ldo;讒言&rdo;才決定把自己&ldo;趕出去&rdo;的。所以，必須把毛澤東和周揚明確區分開來。在毛澤東做出把丁玲&ldo;趕出去&rdo;這一決定的過程中，周揚的確起了關鍵的作用，這一點眾所周知。在毛澤東做出這一決定的過程中，江青是否也起了作用以及起了怎樣的作用，則不得而知。張鳳珠的《我感到評論界對她不夠公正》中有這樣的敘述：&ldo;抗戰起後，丁玲組成&l;西北戰地服務團&r;任團長，開赴晉察冀，1939年又回到延安。逐漸地，生活似乎不再像初到陝北時那樣單純了。丁玲常說她處事太天真，因為考慮不周全，常搞不好人際關係。有兩件事她得罪了江青。江青和毛主席結婚時，丁玲收到了請柬，那是週末。恰好延安保育院捎來信，女兒蔣祖慧病了，讓她去接。她已和黨校借好馬，如退掉再去借，很麻煩。她沒有出席這個宴請，不料被認為是對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