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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他便加入了蘇聯共產黨，並被安排在紅軍四局共產國際情報處工作，負責收集有關各國工人運動、政治經濟問題方面的資料，處理和聯絡各國共產黨的黨務問題。佐爾格對這份工作頗感興趣，他的經歷、知識和智慧與這種工作亦頗為相稱。
接下來的幾年，佐爾格便頻頻穿梭於柏林、哥本哈根、斯德哥爾摩、斯堪地那維亞、倫敦和莫斯科之間。他的工作幹得很出色。他與別爾津成了關係要好的朋友。
德國共產黨組織的武裝暴動失敗後，蘇聯領導人開始把注意力從歐洲轉向遠東地區。他們之所以這樣做，還因為他們看到了中國蓬勃發展的民族革命鬥爭的巨大力量，看到了在不發達國家和地區建立社會主義的希望和改變世界力量的平衡的遠景。莫斯科決定把情報。諜報和宣傳機構的工作重點從歐洲轉移到亞洲。
為此，莫斯科曾以共產國際的名義派遣許多間諜小組到中國來。
小組成員有蘇聯人，也有德國人。這些小組除與中國共產黨進行黨務聯絡外，主要任務是收集有關中國政治。軍事和外交方面的情報資料。
但是，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人遭到血腥的殘殺，國民黨在上海的暴行尤為殘酷，蘇聯遣往中國的間諜小組也遭到破壞。緊接著，日本吞併中國的野心越趨明顯，亞洲籠罩在戰爭即將來臨的恐怖氣氛之中。莫斯科急需有關中國的情報，必須重新建立被破壞的間諜組織。
1929年，佐爾格被召到莫斯科，經過與別爾津的幾次談話之後，別爾津便決定把佐爾格派往中國。別爾津認為，佐爾格不僅有在國外可以作為很好的護身符的記者身份，而且他還是個訓練有素的政治分析家，他那紮實而豐富的歷史知識和軍事經驗或許有朝一日還能派上用常佐爾格幾乎是懷著一種激動的心情去迎接他的中國之行的。
他對中國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化敬仰已久。他認為這次中國之行對他個人是極為重要的。況且，他已認識到親自到遠東地區開展工作的重要性，而當時僅有少數&ot;政治觀察員&ot;認識到這一點。
佐爾格接受任務後馬上回到柏林，經過一番喬裝打扮後，就準備起程了。他按計劃去辦德國政府頒發的、填有他真實姓名的合法旅行護照，然後又在柏林簽訂了兩項合同，從而公開確定了他的自由記者身份。這兩個合同，一個是與一家社會學雜誌出版社簽訂的；一個是與一家農業報社簽訂的。佐爾格給《農業報》的經理說，他打算研究中國的農業狀況，並為該報投稿，作為他日後著書立說的基本素材。他認為中國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研究中國農業狀況對瞭解整個中國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佐爾格真是慧眼識珠，報社經理對他的見解大加讚賞，並表示積極支援，他還透過一位朋友為佐爾格搞到一張由德國外交部宣傳處寫給上海德國總領事館總領事的介紹信。
1929年11月，佐爾格離開柏林，途經巴黎去馬賽，在那裡登上一艘日本輪船，經由蘇伊士、科倫坡和香港，於1930年元月到達上海。與他一起到達的還有他的一位隨身報務員，稍後不久，四局派來協助工作的無線電技術專家馬克斯。克勞森相繼到達。
30年代的上海分為三個部分：一為上海城區，一為美、英、法、日等國共同管轄的公共租界；一為單獨劃分出來的法租界。
它既是中國工業的中心，長江流域的主要港口，又是各種勢力範圍犬牙交錯、相互重疊之地。
大批洋貨透過這個港口源源而來，中外投資都集中在這裡。
作為中國城市革命的中心，中國共產黨地下中央委員會的總部也設在這裡。20年代後期，由於西方爆發革命的希望破滅，上海便成為紅極一時的磁場，吸引著無數嚮往亞洲革命勝利的歐美進步人士。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