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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茶下棋以外，我們還有一些共同嗜好：遊山玩水，逛古籍書店，到古董店看古書畫瓷器。白雲山的蒲澗寺，觀音山的五層樓，文德路的線裝書、字畫、古董商店，荔枝灣的畫舫，財廳前的半甌茶室……，都是好去處。甚至為了好奇而光顧「鐵板神算」。後來到了香港，也曾和我探訪羅時憲學兄，請他表演「圓光術」，談論左道旁門的玩兒，津津有味。不少人只知道錢先生講學著書嚴肅的一面，卻不知道他的興趣是多姿多彩的。錢先生亦工於書法，筆力剛勁渾厚，起筆尖銳，自成一格，大字小字，一筆不苟，他治學態度謹嚴，寫字也如此。
廣州解放前，錢先生又避地香港。大約在五十年代初，與唐君毅、張丕介創辦新亞書院，校舍曾經三遷，早期在炮仗街和桂林街，最後在農甫道。初期學生很少，因為語言隔閡，只有能聽能講普通話的學生才會就讀，而香港卻是以廣東話為母語的，因此，錢先生希望我能抽空來幫忙。那時候我在培正中學教書，聘約規定不能兼職，只好作罷。
我沒有聽過錢先生的課。有一次，我到桂林街新亞書院探訪他，他恰在上課，唐先生招呼我到會客廳閒談等候。客廳和課室只是一牆之隔，聽到那邊語聲琅琅，抑揚頓挫，滔滔不絕。唐先生說，他一講就兩小時，快下課了。不久他從課室走出來，拍拍長袍袖上的粉筆灰，兩手空空，什麼東西都沒有，原來他講課是不用講義的。這件偶然碰見的小事卻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新亞書院搬到農甫道的年代，陣容已經相當壯大，學系增加了，學生人數激增，儼然成為一所大學的文學院。當年中學畢業生越來越多，而高等學府只有香港大學，門禁森嚴，不容易進去，要在本地深造，只能投考新亞、崇基、聯合、浸會等書院。新亞以文史科為主幹，在錢先生的盛名號召之下，攻讀文史的學生特別多，是理所當然的。他的新亞弟子，後來不少人也是我在羅富國師範學院和港大中文系時的學生，談起錢先生，無不以及門為榮。
香港中文大學於一九六三年成立，包括新亞、崇基、聯合三個書院，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在籌備期間，錢先生不大願意參加，因為一入「殼中」，便事事不由自主，尤其有違發揚中國文化事業的初衷。但在這個現實社會，辦學如果沒有政府資助，是難以支援的。還有教授講師們的待遇問題，一登龍門便「薪」價十倍，於是錢先生終於「俯順群情」了。
他在中文大學似乎不很愉快，新亞書院院長的任期也不長，跟高層人員相處也不融洽，也許由於西風還在壓倒東風吧。他血壓偏高，一動氣就急遽上升，開會之後往往要馬上看醫生。在這種情況下，過不了幾年就乾脆退休了。他退休後，我們往來又多起來，不少學府秘辛、儒林外史都為談柄，涉及的人物多是我相識的，雖然已歸道山，不說也罷。
他的寓所在沙田西林寺後面的山邊，林木扶疏，幽禽時咔，加上一道長長的走廊，闌幹上種了幾十盆蘭花，環境十分清雅。他定居臺灣後還念念不忘，每次來港，總會到山下眺望一番。他原來打算在香港居留，寫一部關於朱熹研究的書（書名好像是《朱子學案》，在臺灣出版後曾寄給我，目前留在香港，記不清楚了），不料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狂瀾波及香港，把他嚇跑了！次年便搬家到臺灣去。
在這裡必須一提錢夫人胡美琦女士，她學識豐富，品性賢淑，對錢先生無微不至，而且集侍從、秘書、司機、庖廚工作於一身。如果沒有她，真不知道錢先生怎樣生活下去，特別是當他視力朦朧以後。
錢夫人和內子也相當投契，每次互訪，我和錢先生天南地北一談便兩三小時，她們就閒話家常去也，很少參加我們的「座談會」。因為錢先生的普通話「鄉音無改」，內子一知半解。根本沒資格做「旁聽生」。某天下午，錢先生驅車（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