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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沒有政治、制度上的變革，逐漸顯示出了不足。就像他們和頑固派的辯論，我覺得中國傳統文化中有種泛道德主義，你想他們反對修鐵路架電線之類的，都不從技術上跟你辯論，而是首先上升到一個道德的高度，說這個東西不是中國的，是西方的，你學它，就是賣國。
洋務派在這種意識架構中都沒有辦法辯論，只好採取我有權力就不跟他們爭，自己做，繞過這個。但是洋務派沒有建立起自己的強有力的意識形態系統，唯一的就是為了和頑固派辯論提出的口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自己學了西方的船堅炮利，但那只是我的一個“用”，我的根本、本體還是中國的。開始提出這個口號是為了對付頑固派，但在後來的過程中證明了洋務派的不足。它開始是有進步性，但到後來負面作用就越來越明顯，它是官辦，是衙門，所以的企業都是有級別的，官方安排各種職務進去，另外大家知道，是官的企業就少不了貪汙腐敗。包括一些頑固派，從前是反對的，後來一看這麼能來錢，那也派自己的人進企業撈錢了。這時，人們就覺得”洋務運動”逐漸喪失了它的進步性和合理性，而歷史的變化往往是透過一些具體的歷史事件反映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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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被延誤的現代化（5）
日本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爆發了甲午戰爭。甲午戰爭中清政府慘敗，“洋務運動”最大的一個成果北洋水師——在亞洲是第一大艦隊，世界上都數得著的——全軍覆沒，人們就覺得”洋務運動”不行。
當然了北洋水師的覆沒有很多原因了，我稍微講一點。北洋水師建成之後，但有十幾年沒有更換過炮火，維修都沒有。為什麼呢？因為慈禧早早的就預備錢要修頤和園過六十大壽。清政府晚期經濟非常困難，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就把修鐵路的錢和北洋水師的經費都停了，都用在慈禧個人身上了。我最近看李鴻章要錢的那些奏摺，那些奏摺的名字都不提要錢。慈禧反對學西方技術，但享受是要西方的東西，都是讓李鴻章幫著辦。所以李鴻章的奏摺裡提的都是什麼國外新東西在頤和園安裝怎麼怎麼好，最後提一句，哪兒哪兒還需要一點錢，看能不能撥下來。
一面是北洋水師的裝備十幾年得不到更新維修，另一面是西方火炮、艦載炮得到迅速發展。日本的艦隊比中國建得晚，但是他的火炮很發達，射得又準又快。
所以北洋水師的覆滅，是由那個腐敗的體制所決定的。
甲午戰爭慘敗之後，一些中國人就開始思考了，為什麼會有這種失敗？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一批人就提出了維新變法。我覺得這時中國變革的動力就從曾左李為代表的漢族官僚降到了以康梁為代表的級別很低的讀書人，這還是在體制內，康梁是體制內最沒有權利的一批人。這些人成為了中國變革的主要發動者。
康有為提出要學日本的明治維新，學習俄國的彼得大帝，做了很多宣傳工作。他很勇敢的一點是，甲午戰爭是被日本打敗了，又割地又賠款。但是康有為還提出學習日本，在民族義憤那麼強烈的時候，他提出要以強敵為師，以自己的敵人為師。在當時，敢說這個是冒了很大風險的。康有為透過種種渠道宣傳自己的觀點，組織了強學會等社團，他寫的那些書被一個高官看中了，推薦給了光緒皇帝。光緒皇帝看了，也被打動了，就想見見康有為。但是大家知道，光緒皇帝不是一個有權力的皇帝，而且清朝的定製，皇帝不能接見四品以下的官員。光緒皇帝想見康有為沒有辦法見，就委託了翁同和去見康有為，看這個人說得究竟怎麼樣。那次康有為表現了舌戰群儒的氣概，應答得非常得體，把帝黨的領袖翁同和——光緒的老師——說動了。翁同和回去就跟光緒皇帝說，這個人確實了不起，這樣在光緒皇帝和康有為之間，就建立起了一種聯絡。透過來回反覆的溝通，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