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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該進行中外安全文化教育差距之比較。自2003年末至今，井噴、火災、爆炸、踩踏事故、遊船翻沉、文物燒毀事故等，被媒體通天熱炒，已是一種社會防災預警的覺醒，但仍需要對比中外公眾在安全文化上的差異：（1）中外公眾的不同生命價值觀。西方人‐‐&ldo;惜命如金&rdo;、&ldo;珍視健康&rdo;；中國人‐‐推崇&ldo;不怕苦，不怕死&rdo;，人的安康往往置於&ldo;事業&rdo;之後，從而導致了對生命的&ldo;無視&rdo;與&ldo;踐踏&rdo;。不少事故源於&ldo;要錢不要命&rdo;；（2）中外公眾的不同行為文化自律性。西方人‐‐遵守安全規章制度表現出自覺性及自律性，強調保障安全是人的權力；中國人‐‐從古人至今更多地強呼叫典範的影響力來影響行為，此種方式極不適宜現代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是頻發&ldo;三違&rdo;現象的文化基礎；（3）中外公眾的不同的&ldo;生命文化&rdo;原則。西方人‐‐&ldo;生命第一&rdo;的文化原則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中國人‐‐過多地宣傳了&ldo;國家財產第一原則&rdo;，所以與&ldo;應急避險權&rdo;所主張的&ldo;生命高於一切&rdo;的安全原則格格不入；（4）中外公眾的不同安全技能觀。西方人‐‐美國早在1985年就組建了社群救災反應隊，美國國家防火協會經常組織北美統一的火災&ldo;大逃亡&rdo;訓練活動；中國人‐‐現在還停留在對安全警鐘的認知上。2003年非典至今，全國共舉辦過幾十萬人參加的近千次各類防災演習，但每每事故慘劇暴露出的問題還都是安全知識、安全技能、安全產品上的問題。它告誡我們必須從現在開始系統地開展公眾安全文化教育。
具體講，要提高我國國民的公共安全防災文化意識還至少必須關注兩點：一是政府對公共安全職能的定位。無論是新北京、新奧運，還是全面小康建設，公共安全問題都成為人們的公共需求。按照美國學者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們在溫飽及生理需求滿足後，安全生存已成為首要目標。公共安全對於一個城市而言，不僅是一種需求，更成為一種文明標誌，為此應成為考查政府績效的關鍵指標；二是該告之公眾的是安全是人們做事的前提。安全文化的內涵十分豐富，研讀並實踐它正是當今遏制公共事故危機的良方，其關鍵點在於不要&ldo;就事故論事故&rdo;，而是要從更高的文化層面去剖析事故災禍的發生背景中人為致因的種種要素。
（1） 城市災難，饋贈給人類的難題，要求人類去正確解讀。面對突發事件，很多人的心理不可能不出現過度的焦慮、無助、沮喪與恐慌，但逆境催人成熟，從安全文化層面上講，災害有理由且事實上使人類演習了應對技能。不能不承認，由於我們平時太缺少準備，經歷了從茫然、無措、正視、反思、調整到逐步地鎮定，這不能說不是一個痛苦的安全文化建構過程；（2） 城市災難，更呼喚行政與制度的安全文化重鑄。文化的重鑄在危機開始時並未凸顯，它是長期以來社會上一些思維慣性與惰性的反映，事實上也是對我們向來以樂觀主義為主流的文化習性的寫照。危機就是危機，有專家將其描述為軟危機，既然是&ldo;軟&rdo;的就不構成災難，這分明是一種危害更大的文化習性。
銘記與思索（3）
連載：唐山大地震親歷記 作者：馮驥才，陳建功等 出版社：團結出版社（3） 城市災難，在抗擊非典中體現出的責任及關懷，更滲透著一種可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