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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西哈努克親王也再次踏上了流亡之路。2月13日晚，他偕夫人莫尼克從美國紐約飛抵北京。鄧穎超與鄧小平、李先念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機場迎候。鄧穎超安慰西哈努克說：我們之間不是才幾年的朋友，而是二十幾年的朋友了。請親王相信，我們中國人說話算數，對朋友是講信義的。西哈努克則激動地答道：我完全相信。我熱愛中國，把中國當作我的第二祖國。當鄧穎超允諾說&ldo;中國永遠是親王的朋友，親王可以長久住在中國&rdo;時，西哈努克感激地表示&ldo;完全聽從中國人民和鄧穎超夫人的安排。&rdo;
隨著70年代的結束，柬埔寨進入到了一個以韓桑林、洪森等人為首的&ldo;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員會&rdo;、以宋雙等人為首的&ldo;高棉人民解放全國陣線&rdo;和以喬森潘、波爾布特為首的&ldo;柬埔寨愛國、民主、民族大團結陣線&rdo;幾種政權機構並存的，更加複雜的歷史階段。
中蘇在援越抗美問題上的矛盾與衝突（1965-1972）李丹慧
1965年初至1972年末是美國派遣美軍及其附屬國軍隊進入越南南方，擴大對越南北方的轟炸，將對越南的入侵由&ldo;特種戰爭&rdo;升級為區域性戰爭，繼而又實行&ldo;戰爭越南化&rdo;方針；而越南北方和南方解放武裝力量與美國進行軍事上和政治上全面較量的階段。此期蘇聯調整其對越政策，改&ldo;脫身&rdo;為&ldo;插手&rdo;，不斷加強援越力度，特別是加強對越南的軍事援助，並且主要提供的是中國當時不能生產或生產不多的先進武器裝備，蘇聯在越南的地位隨之大大提高，蘇越關係趨向密切。
與此同時，中蘇關係在蘇聯領導人更迭之時卻未能出現轉機，蘇聯新領導集團對中國的對蘇政策做出了更為強硬的反應，兩國關係持續緊張，至1969年一度走到戰爭的邊緣。進入70年代後，中蘇關係逐漸由敵對走向對抗。此期中蘇關係的惡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毛澤東對蘇聯軍事實力和戰略目標的再認識。這種認識成為中國觀察國際、國內形勢和調整對內、對外戰略方針的基礎，其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中蘇兩國共同援越抗美的行動。面對越蘇將走到一起的前景，中國在大力援越的同時憂慮與戒心倍增，中越關係出現裂痕。
應該說，中蘇兩國攜手援越對于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無疑是一件好事。但是，從蘇聯方面來說，要向對其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東南亞地區進行政治滲透、實施控制的主要渠道就是越南，在與中國關係進一步惡化的形勢下，蘇聯必須緊緊籠絡住越南這個盟友，才能實現對中國的戰略全包圍態勢，以保證自己在中美實現和解後不至處於十分被動的地位；就中國方面而言，要讓越南這個地區性大國始終同中國站在一起，就不能容許蘇聯取得對越關係的主動權，將越南納入其戰略勢力範圍，進而填補美國撤離越南後的空白，從南面威脅中國，合攏其對華包圍圈。[1]而對于越南來說，即便在60年代末即已決定與蘇聯結盟，[2]但為了不失去中國的最直接、最及時的大量援助，還是在中蘇對峙中一直努力維持表面上的中立態度。
上述種種因素，決定了中蘇兩國在援越問題上不但不可能重新攜起手來共同行動，而且還注入了相互較勁、爭奪越南的利害衝突的成分，從而使中蘇雙方在同時援越的過程中摩擦不斷，有時甚至發生激烈的矛盾與衝突。本文擬根據有關的檔案材料，對這種矛盾衝突發生的背景，及其發展變化情況，做一個歷史考察。[3]
一、毛澤東關於外患與內憂的思路中蘇兩國在援越抗美時期矛盾鬥爭的發展，是與毛澤東對外患與內憂問題的認識，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中國對外戰略調整的過程密切聯絡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