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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以及我的家鄉長陽縣委、縣政府等多方支援。在一個月前的11月26日，《紅玉菲》剛剛由湖北省文藝理論家協會、武漢市文學藝術研究所在武漢傳媒學院舉辦了一個出版座談會。武漢會議上，專家們對這部作品給予了基本的肯定和鼓勵，認為寫出了“一部新時期農村青年的奮鬥史”。藉此機會，對上述關注和支援過《紅玉菲》的各方領導和朋友一併表示感謝。
我清醒地知道《紅玉菲》只是我的轉型之作，因而不敢奢望北京的專家學者對它作出很高的評價。但是，醜媳婦總是應該見到公婆的，我就這樣帶著一種忐忑不安的心情，帶著一種“初生牛犢”的闖勁兒，把《紅玉菲》呈交給各位專家學者批評。我所期待的是專家學者多給批評意見，多指出我在作品中存在的明顯問題以及今後創作時的解決方案，這樣就能使我有所收穫，有所進步，使我有信心將下一部作品寫得更令人滿意一些。
借今天這樣一個機會我特別想表達的是，家鄉的土地和清江以及獨特的土家族歷史文化滋養了我的人生，給予了我豐富的寫作資源；縣委、縣政府領導的重視和支援才使我的創作有較好的環境條件；是家鄉眾多朋友的關愛才使我獲得了勇氣、力量和信心。賈平凹用他的《秦腔》為他的家鄉豎了“一塊碑子”，而我從詩集《鄂西倒影》到長篇小說《紅玉菲》都是在表達我對家鄉的感情。在我今後的小說創作中，我想我只有一個創作的母題，那就是“愛與清江”。今後，我還要用我的一生以及全部的創作激情來回報我的家鄉人民，我的清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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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玉秋：沉浮憑潮流，性格有新意
——評羊角巖長篇小說《紅玉菲》
我讀了《紅玉菲》後，覺得從一個詩人轉型到寫小說，一個基本的定位覺得是成功的。我從兩點來看，第一點，它基本符合小說“從一滴水看大千世界”的藝術規律。今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年，農村裡這樣的一個青年田浩祿三十年來的人生道路就是我們改革開放的縮影。從這一點上來講，它應該是成功的。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他當時的奮鬥目標簡直微不足道：他只不過想離開農村，有一個城鎮戶口，有一份正式工作，與自己心愛的姑娘在一起，戀愛、結婚。然而，在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對於田浩祿這樣的農村青年，就是這樣微不足道的目標，要想實現都難於上青天。儘管他的能力多次被各級領導所賞識，但一個小小的村長，憑藉手中的權力，利用他大伯父的所謂“政治問題”，一次次阻撓了他的努力，打破了他的希望。究其根源，一不在於權力，因為若論權力，好幾個看上他的領導的權力都比村長大；二不在於體制，因為即使是在當時，他的戶口問題在體制內也有解決的途徑。田浩祿之所以命運多舛，除了性格原因外，主要是社會潮流使然。當時的社會潮流基本上給每個人都規定好了生活道路，不提供規定之外的任何機會。每一個企圖突破社會規定的人都會被視為異類，遭受各種各樣的打擊。小說非常真實地反映了這一點，田浩祿後來的命運也證明了這一點，他後來並沒有解決戶口問題，但是他成功了，不僅進了城，獲得了財富，擁有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女人，甚至能俯視自己命運中的“貴人”。他的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改革開放的社會潮流給他提供了機會。所以田浩祿不是高加林，而是成功了的高加林。小說把人物命運的沉浮與社會潮流的變遷比較好地結合在一起，實踐了小說“一滴水看大千世界”的基本藝術特性。
第二點，我覺得小說人物是有新意的。田浩祿命運的沉浮除了取決於社會潮流之外，還有他個人的性格因素。小說的作者是土家族，小說寫的是土家族聚居地區的故事，小說中穿插著很多土家族的神話傳說、民歌民謠和風俗習慣。主人公田浩祿就生活在土家族民族文化的環境之中。這就使得他的性格在文化基因上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