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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將看見一個陌生人在那裡挑水，而不再是我了。
3．辭行訪友
1966年3月3日午前，停車在省文聯的後門卸下兩頭待屠的豬，牽入圈去暫時安頓。我想：「它倆總算有了歸宿，將葬入同志們的腹中。我呢？」忽然聽見一個愉快的亮嗓子，彷彿在向別人報告什麼喜事，一邊走一邊說，由遠而近。我只聽清楚了「押送回原籍監督改造」一句，知道這是在談論我。說話人一轉拐瞥見我，立即住口，不過臉上仍有著愉快的表情，微微泛紅，似有赧色。其實他也是左風的受害者，被刮到黨外去已有八年。我一貫尊敬他，從來沒有冒犯過他，所以我對他剛才的愉快報喜很不理解。自己的臀部捱了強者的左腿，卻又去踩弱者的雞眼，這樣的人那時候多得很。我不怨懟他們。左風之下，誰都塗一層保護色——需要愉快的場合，你得愉快；需要憤慨的場合，你得憤慨。
在後門面對面遇見了省文聯新來的領導人，一位斷臂大校，穿軍便眼，據說是調來加強領導的。我心裡害怕他，從來沒有招呼過他。他倒滿和氣的，開口一串哈哈，同我握手，還問好呢。從他富泰的笑臉上，我讀不出我自己是一個階級敵人。在他背後兩丈遠處，老前輩沙汀停步在後門過街樓的扶梯上，回頭望我，目光憂鬱，向我微微點頭，傾聽我同斷臂大校談話。我將被押送回原籍去，沙汀肯定早就知道。停在那裡不走，他好像有話要囑咐我。還記得1955年批胡風，那時我也是小打手，為了起草一份報告提綱，我曾有幸多次面聆他的教誨。在他的書桌上，一隻燻黃了的海螺菸灰缸給我留下難忘的印象。我被戴上右派帽子以後，蒙他不棄，叫我替他抄過稿子（電影劇本《焊茶壺的人》），順便校校字句。大作家往往劃不清「階級界限」，所以早晚必定倒黴。倒是小作家精明些，劃得一清二楚，決不喪失「階級立場」帶來的好處。又記得六十年代初期，有一天沙汀叫我想辦法扶正他窗前的一株歪樹，以便遮蔭他的書桌。我用大鋤挖開樹根周圍，斜撐一柱，硬將歪樹撐正，弄得汗流浹背。他走出書房來，反背雙手，笑盈盈的，歪頭說道：「小時候根子不正，現在就麻煩了。」使我十分尷尬，繼之以冷漠，扛起大鋤，不辭而去。現在他老人家停步在扶梯上，用憂鬱的目光望著我。他望見了什麼，我不知道。半年以後，當他被揪出來，新打手們罵他是「新巷子19號的新惡霸」的時候，我知道了，他那天站在扶梯上望見的不是我這個人，而是一柱告警的烽煙，從中國的地平線上裊裊升起，預報十年浩劫即將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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